回避实现正义

【韩国《东亚日报》１２月１７日社论】题：回避实现正义
大法院对１２·１２和５·１８事件的判决同一审一样，大体上承认了检察方面的公诉事实，对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等主要被告人大部分都进行了减刑，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作为军事叛乱和内乱的罪魁祸首和因受贿而被起诉的全斗焕，按照刑法规定叛乱罪只能判处死刑，内乱罪则要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因此对全斗焕判处无期徒刑令人很难接受。
首先，法院把全斗焕接受宣布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的６·２９宣言作为减刑的理由就是一个错误。不能说全斗焕在任时接受６·２９宣言打开了恢复民主和和平政权交接的大门，我们认为６·２９宣言是国民不怕牺牲奋力抗争从全斗焕政权所争取来的。法院对历史的认识同大多数国民的认识有很大的距离。对全斗焕和卢泰愚的一审判决具有清算历史的重要意义，而此次二审判决给人的感觉则是后退。对其他被告人的量刑理由也有许多地方显得感情用事，因此不能不使人怀疑法院是否是按照法律和良心做出了判决。
但法院的二审判决中值得肯定的是对国民在光州民主化运动中的抵抗权予以积极承认。在国民结成集团起到保护宪法的作用时就得到宪法机关的批准的前提下，对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强行镇压就相当于扰乱国家的宪法。尽管传唤证人和被害者出庭作证，但对光州流血事件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一审的水平上，而且追究内乱杀人的责任范围也缩小到对光州事件进行再次镇压上，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对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处徒刑的大企业领导人宣告免予执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行贿的首要责任在于当时非正常的权力结构，而他们也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企业界人士应该通过这次教训，努力确立健全的企业经营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