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世界报》文章：《莫斯科在东南亚的把戏》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六月十日以《莫斯科在东南亚的把戏》为题，译载法国《世界报》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一年来，苏联抓紧能够在这个地区插足的每个机会。最近几个月，它频频向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提出了援助和贷款的建议。
其实，苏联在东南亚除了获得橡胶的供应外，没有多大直接的经济利益。
东南亚对苏联的重要性主要还是在战略方面，那就是不仅要“抑制”“中国扩张主义”，而且要巩固苏联自己在亚洲的总战略部署。东南亚位于莫斯科最感兴趣的两个地区——远东和印度洋之间的关键地带。在远东，苏联要对付由情势形成的美国、中国和日本的三重联盟，而中日友好条约行将使这种联盟得到加强。它一直试图向最弱的一环——东京施加压力，但直至目前为止，毫无结果。在印度洋，美苏力量相对均衡，而形势对苏联较为不利，五月初中印恢复外交关系，是一个值得苏联忧虑的问题。在北方陷入僵局，加上南方变得不稳定，这双重形势只能激发苏联在中间地带——东南亚寻求发展它的立足点。
在最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莫斯科给予东南亚的援助超过它向非洲和中东提供的援助。起初，苏联的努力
（如果印度支那不算在内）只限于有社会主义或进步倾向的国家，如缅甸和印尼。在苏联眼中，这些国家的好处是不再是殖民地，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不再是反共联盟的成员国，如泰国和菲律宾。这两方面的盘算都失败了。在印尼，尽管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经援三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军援十二亿美元），苏加诺在他的权力逐步巩固之后，不仅执行了莫斯科无法控制的激进政策，而且还更为接近北京。
在缅甸，苏联也感到类似的失望。尽管勃列日涅夫对“走向社会主义的缅甸道路”的颂扬和援助，奈温政府拒绝跟着苏联走，即使是在一九六七年仰光与北京之间发生危机的时候（莫斯科当时军援缅甸）。莫斯科终于明白难以把东南亚国家牵进反北京联盟。苏联在一九六九年提出了签订一个集体安全条约的建议。
苏联在亚洲的既定政策显然就是敌视中国。但是，今天要把“东南亚国家联盟”带到反北京的联盟上去似乎不容易了。因为连华盛顿也不批评北京的亚洲政策，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福特总统访华后在檀香山发表的新太平洋主义就是这一点的证明。“塔斯社”在评论“福特主义”时指责“美国和中国就东南亚问题达成协议”。
在华人为数众多的国家中，苏联发展它对这些国家的党的影响力的机会是不大的。此外，支持北京的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共产党，象红色高棉人一样，没有派遣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苏联领导人在亚洲使用多种手段。他们一方面全力支持这个地区某些国家的领土要求。另一方面，他们看准时机，加强经济合作，其目的在于向“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国家表示，苏联可以给予比中国的更为有效的援助。一九七五年，苏联与东南亚的贸易有了发展。苏联不仅提供低于“远东航运公会”所规定的运费的航运服务，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如对泰国和菲律宾，接受赤字的贸易结算。同时，莫斯科在最近已加强了援助和贷款的建议：对马来西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二亿四千万美元贷款（为期三十年，年息三厘）；给印尼四亿美元贷款以兴建水力发电中心，另加一个数目不详的贷款，协助挽救在一九七五年遭遇严重财政困难的波塔米纳国家石油公司。此外，苏联还向雅加达提出帮助勘探石油的建议。
有一个国家特别引起苏联的兴趣，那就是新加坡。李光耀总理五月初访问北京，并没有引起苏联太大的不安，因为它已经很好地插足在这个小小的共和国中：有莫斯科人民银行的银行活动，商船使用港口和船厂的方便。最吸引莫斯科的还是新加坡的战略地位。四月初，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前往苏联，苏联想以一个加强两国贸易和提供经援的协议换取军舰（包括核潜艇）在马六甲海峡的通行权。李光耀为了在大国中保持微妙的均衡，可能已准备把使用港口的同等方便给予美国。
此外，苏联在东南亚加强了情报活动。长期以来，苏联驻曼谷大使馆人员在二百人以上，被看作是ＫＧＢ亚洲情报网中心。香港的报刊周期性地谴责苏联在香港的情报活动。尽管在香港的苏联人不多，从事的是航运业务，但他们与台湾一些组织互相勾结。他们企图渗透到香港的航运工会和学生运动中去。一九七五年二月，设于布拉格的国际学联的副主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转了一圈之后到过香港，在那里会晤亚洲学联的负责人。面对苏联在东南亚新的和加速的扩张，中国不断警告这个地区的国家要提防苏联所谓“友谊”和“合作”建议。莫斯科的亚洲政策是要利用“东盟”国家凭借在大国中保持均衡以保证自身安全的愿望从中渔利。但是苏联的影响力能够发展到什么地步呢？莫斯科已经从苏加诺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中得到教训：某些亚洲国家的领导人要获得苏联支持的真正目的，可不是象印尼前国家元首一样，为巩固个人权力多于为莫斯科的利益服务吗？
另一方面，虽然苏联已经在这个地区大大地开展了它的经济活动，并对印支战争结束以来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作了对抗，但它仍然无法长期地摆布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