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改革需进一步突破

【美国《国际日报》４月２４日社论】题：中共亟待突破农村经济改革的瓶颈
日本共同社最近从上海发出的一则电讯指出，随着经济改革的推动，中国大陆农村新生代已在“量变”之外又起了“质变”。
电讯中特别指出，以往的农村子弟课余必须帮忙农事，普遍养成刻苦耐劳、勤俭朴实的美德；如今，则由于在中共人口政策下小孩数目日减，因而农村小孩成为生活的中心，父母溺爱子女，包办农务家事，以致新生代的工作观念日渐薄弱，花起钱来都相当大方，贪图享乐，不事生产。这是质变的一个迹象。
文中同时引述一项上海市郊农业学校学生志愿的调查结果，显示有意从事农业的学生只占２％，而希望当医生、教师、技术人员、解放军及工人者，则占９４％之多。这是农村新生代质变的另一个迹象。
自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复出掌权以来，中共推行一系列经济体制的调整与改革，有人认为头６年中“变化最大、效果最卓著的是农村经济改革”。
中国大陆农村经济体制的大变革，一度使中国大陆农村经济起死回生，自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４年的６年期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任何时期。
不过，此一体制变革也连带产生许多新问题，主要如：苛捐杂税，农民弃田，土地分割，不利经营等等，使得农业增长率难以维持。
如今，再加上农村人口结构起了质变，农业人口去年也减少了９００万之多，这些变数掺杂在许多新问题之中，愈发显示大陆农村经济改革又面临了另一个瓶颈，并需设法突破。
从表面上看，农村劳动力外流，改行从事工商业劳工，对乡间
繁荣有帮助；但此种帮助并非农业本身的经营所致，而是农村子弟在工商业界赚取工资回流农村的结果。
“农村青少壮男女争相前往城市求发展，留下来从事农务的大部分是老弱妇孺，于是农村劳力日益缺乏，农村经济欲振乏力。”这是台湾当年的痛苦经验，中共当局应能汲取教训。
中国大陆农村经济必须再注入一些新的激素，始有可能维持以往的高度增长率。这些激素如：增加农业投资，扩大经营规模；改善农耕设备，提高农耕技术；建立运销系统，灵活调节市场等等。中共当局如能正视问题的症结所在，才有可能把农村经济带向一个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