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社会孤儿”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副刊１１月１５日一期文章】题：莫斯科街头的流浪儿
对安东、米沙、沃瓦和季马（他们最小的８岁，最大的１５岁）来说，设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的麦当劳快餐店开业就好像是一个童话。自从美国快餐连锁店在叶利钦的面向市场经济的俄罗斯开了第一家莫斯科分店以来，广场就成了更加吸引人的地方。安东、米沙、沃瓦和季马很快就看出，麦当劳快餐店是实现他们赚钱愿望的场所，他们靠倒卖汉堡包赚钱。１１岁的季马剃着光头，身穿绿色牛仔服。他经常兴致勃勃地在广场上来回穿梭，有时在地铁入口处兜售香烟和糖果，有时在麦当劳快餐店前排队，有时又向等红灯的司机卖报或者擦洗汽车玻璃。当莫斯科从温暖的夏末转向寒冷的秋季时，季马的活动范围便转移到库尔斯克火车站。在那里，他同伙伴们一起在游戏机前闲逛、扒窃过往旅客，夜间钻进纸箱在火车站的角落里睡觉。
现在在莫斯科像季马这样的流浪儿估计总共有几万，在全俄罗斯大约有５０万。莫斯科的一家社会和精神病学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沃斯特罗克诺托夫教授把这些孩子称之为“社会孤儿”。他说，这些孩子都是从破损的家庭里跑出来的。他们的父母被剥夺了对子女的教育权利，因为这些父母中有的嗜酒成性，有的违法犯罪或者被关进监狱，有的父母虐待子女。还有的父母把卖房子的钱用于买酒和毒品，而把孩子看成像多余的猫、狗赶出家门，自从莫斯科对公房实行私有化并可以自由买卖以来，这种现象就越来越严重。
沃斯特罗克诺托夫教授把现在这种情况说成是在他的祖国出现的第三次儿童流浪高峰。第一次高峰发生在内战结束后的３０年代。第二次流浪儿高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
造成出现这次大批青少年遭遗弃的原因是国家放弃了对儿童的照顾。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困难和失业造成了家庭危机。在苏联时期，国家基本上代替家庭承担起来对儿童的教育任务，青少年被安排在幼儿园、少年之家或者是管吃管住的学校。今天，无论是家长还是国家都对青少年教育不负责任。孩子们无人过问，只能是放任自流。流浪儿主要在地下室、屋檐下、楼梯口、火车站，甚至下水道栖身，他们往往患有严重的疾病。
当流浪儿季马从小的违法活动发展成严重的犯罪活动时，他的流浪生活才结束了。过了两年流浪生活后，他同他１４岁的哥哥安德烈因为有杀人嫌疑而被收审。未成年的季马被送进一所封闭的寄宿学校，安德烈被判５年徒刑后送到劳改营。当他被释放后，他还要重新在街头流浪，昨日的流浪少年就是明天的职业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