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完）

俄国人自己评论说，上层社会的气氛愈来愈象革命以前的俄国。一个工程师对我说，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预言的情况——经济大权越来越被一小撮人所把持，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似乎正在今天的苏联发生。在许多方面，不论年龄的大小，新贵们都显示了一种阶级感。一个有钱的作家的妻子说，她有一个八岁的儿子，以前不好意思带同学来家里玩，后来遇到了一个有名的陆军将领的儿子，才把他带到家来，“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生活得这么好，但他觉得可以带这个将领的儿子到家里来。”
苏联统治集团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他们不得把自己的后代硬塞进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岗位，同时，在苏联现领导的孩子当中表现愿意或者确有能力从事政治生涯的人确实寥寥无几。
这种对移交政治权力的限制，以及禁止继承公家别墅和其他直接的官方特权的做法，被一些苏联人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人引为证据，认为苏联社会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一个科学家同我争论说：“一个阶级一定要具有永久性和稳定性。在旧制度下，贵族感觉自己的地位很牢靠；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地位不是很牢靠的。失掉了地位，就失掉了一切；现在不能把自己的地位和特权传给自己的子女。”
但是新领导人通过使他们的儿孙辈上最有名望的大学，利用权势使他们在最好的机关单位获得工作和职业，他们正是用这种方法为他们的下两代提供长期的地位。而且在科学界和文化界，高级人物除了给他们的后代带来了发迹的机会和地位外，确实把诸如别墅、公寓、汽车、金钱等私人财富和财产传给了子孙。
谈不上什么不稳定和不牢靠。苏维埃新贵们的一个突出特征恰恰在于他们稳定地和长期地把持着职位。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行政人员的更迭极其缓慢。这种情况再加上没有斯大林的清洗以及赫鲁晓夫的突然改革，使党和国家的最高官僚机构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某工业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向我的一个朋友抱怨说，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一个企业经理以上的人被降级”。他主张为提高效率，要经常变动。但是很显然，他并不代表这个新阶级。因而密洛凡·德热拉斯提出的共产主义已经产生了一个“新阶级”的论点指的不是个别官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存在的整个政治经济官僚机构，这个阶层独揽大权，独享特权，而且团结一致，因为个人的特权有赖于集体的生存。
正如一些俄国人和西方学者所认为的，苏联的大官们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当中有守旧派和革新派，一方面是惯于采取强硬路线的警察和保安人员，严厉的理论家；另一方面是工业界和科学界的强调效率第一的专家治国论者。文化界的上层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代，为了避免分歧、保持统一，只要磨擦公开化起来，领导上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保守的折衷。因此，尽管有种种磨擦，但苏维埃新贵们忠于给他们带来权力和特权的花名册制，他们仍然是抱成一团的。
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例如萨哈罗夫和麦德维杰夫都谴责特权制度，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冒风险的问题，绝大多数对这种制度表示不满的人都是在私下发泄。有一天夜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路过一家专为新贵们服务的乳品店时，忍不住对我的妻子抱怨说：“我们恨这些特权。在战时，在他们真是我们的领导人的时候还好说，可是，现在不行。”阿利卢耶娃曾描述了住在茹科夫卡别墅内的青年新贵们与当地的农村少年发生争吵以至殴斗，使人嗅到一股阶级对立的气味。有个曾给高级军官的公寓安装空气调节器以及厨房装置的技工，对他的俄国朋友愤恨地说：“看看他们都有些什么！难道我们为革命奋斗就是为了这个？”
在一次政治局委员和农业部长波利扬斯基举行的宴会上，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的妻子爆发了她的不满。这是我所遇到的最突出的事例。宴会上，大家开怀畅饮，喝得醉醺醺的，诗人的妻子带着三分醉意，到女盥洗室去了。不一会儿，客人们就听到了吵闹的声音。原来诗人的妻子正在摔波利扬斯基夫人的法国香水瓶，而且边摔边骂：“真是伪善透顶。还说什么这是一个工人的国家，人人平等，睁眼瞧瞧这些法国香水吧！”
但是，一般苏联人对要人们享受种种特权的反应只是摇摇头而已。俄国人说，俄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分人享受特权，人们听天由命。一个在苏联呆过十个月的美国展览会的年轻解说员得出的结论是：“人们不想改变这一部分制度，而只是想沾它的光。他们不说苏联的制度不好，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