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报道：《革命大辨论体现真正民主》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二月二十九日、三月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澳洲前学联会长谈访华行，革命大辩论体现真正民主，中国教育革命意义重大》，转载如下：
“中国全国各地正在进行一场如火如荼的教育革命大辩论，这个辩论，并不仅是局限在教育方面，影响所及，是整个社会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它将加强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增强辨别正确与错误路线的能力，防止苏联的惨痛经验在中国重演。”
澳洲前学联会会长尼尔·麦克连最近访华经港返国时对本报记者作上述的谈话。
尼尔·麦克连是澳洲墨尔本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学生。他于今年一月初率领澳洲学联访华团前往我国访问三个星期，最近又再到我国访问十多天，了解我国教育革命的情况。
麦克连表示，在最近一次的访问里，他参观了清华大学及一些中学，与各校的负责人、教师及学生讨论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问题。
麦克连说：“我两度访华完毕后到港，发觉一些别有用心的宣传，把中国目前在教育、科技领域的革命大辩论歪曲为什么个人或派系权力斗争，这是非常可笑和无稽的。就我两次访华的所见所闻，我觉得中国目前进行的大辩论，实质上是一个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大辩论，人们辨别清楚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从而巩固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真正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巩固现在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些不站在中国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看这个运动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很难真正了解这个运动的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苏联领导层及一些反华分子，更是阴险地把这个运动歪曲为一个大动乱，这是胡说八道。我在中国见到的，是一个平静、生活正常的社会，我曾到过北京、天津、南京、上海、苏州、广州等地，见到工人、农民、学生积极投身到运动里，同时又努力工作、生产和学习。我参观大港油田、天津的手表厂、北京的机械工具厂、上海的柴油机厂，工人以大庆精神促生产；我所参观的几个公社的农民，都正以大寨精神搞农田及水利建设和准备春耕；我到清华大学参观时，见到学生们如常上课、在图书馆学习及在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参加生产实践和科研工作。”
麦克连表示，他所到之处，都见到各大学、中学、工厂、公社张贴起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大字报。
他说：“我觉得，中国目前进行的教育、科技领域革命大辩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民主的一种体现。人民透过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用大字报和大辩论方式对有问题的路线、政策进行讨论，彻底弄清楚正确和错误的路线和政策的区别，及时制止任何错误的倾向或倒退到老路去的措施，使中国免于改变颜色的危险。（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在西方，舆论被少数垄断财团及统治者所控制，他们透过宣传喉舌，随时混淆是非黑白，人民根本无法象中国人民一样，用民主大辩论的形式对关系他们的大是大非问题起监督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跟着，麦克连用他的所见所闻，澄清一些人对教育革命的错误见解。他表示，一项新事物或新改革，往往不被抱有顽固守旧思想的人所接受。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教育制度，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创举。它异于西方或中国文化大革命前教育制度的地方，在于它打破少数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而把知识普及到劳动群众中去，把学生培养成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有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理想的普通劳动者。
念念不忘过去独霸知识文化、骑在人民头上的人，当然很难接受这种创举，而时刻利用各种借口反对新的教育制度。
他说：“我在清华大学参观时，一些学生告诉我，校中一些修正主义分子，便曾利用各种借口反对校办农场、校办工厂，并企图在课程里渗入资产阶级的东西。”
麦克连深有感受地说：“在西方，大学就是最高学府，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被吹为非常神奇奥妙的东西，普通的劳动群众根本不许触摸，而被摒诸大学门外。中国的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前跟西方的没有两样，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教育革命使大学向工农兵开放，学员来自有为人民服务理想的工农兵。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多被鼓励回到原来单位去解决科研和生产的任务。很多工厂里都成立工人大学和业余夜校，使工人群众真正掌握文化和专业技术。
“有些反对或不了解中国教育革命的人说，中国的大学强调政治，学生又要参加生产和劳动，不会把教育质量降低吗？其实，中国教育革命并不是说要反对知识和文化，它不过是反对培养出只为个人利益而忘却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文化贵族。只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学习目的，学生才有百折不挠的学习热情和毅力，才会更加用心学好文化和科学技术，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只有经常参加生产和劳动，学生才会饮水思源，不会成为脱离劳动人民的所谓‘专家’和‘学者’。而且，教育革命改变了以前读死书、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教育、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教学方法，在校内设立校办工厂和农场，学生亦到校外工厂和公社参加实际生产和科研工作，使学生除了掌握有用的书本知识外，还掌握丰富的实际知识，而且了解到什么专业问题或科研课题是国家所急需解决的。
“例如，我在清华大学参观时，便见到不少该校工农兵学员设计和制造出来的机器，一些达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还曾拿到日本和西德展出。我参观同济大学一个研究泥土侵蚀的实验室时，便见到该专业的学生成功地为上海市和附近县的公社解决农田水土流失及山边梯田泥土侵蚀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成绩。
“反而，西方教育制度下的大学生，因为没有明确学习目的，不少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白白浪费了光阴，一些读死书的又学不到什么实用的知识，一些被培养出来的所谓‘优异分子’，又往往学非所用，一些则变成为个人私利而钻牛角尖的‘专家’。这些都是西方社会教育制度不可解决的矛盾，也是西方社会科技发展逐渐停滞不前的原因。
“因此，中国教育革命虽是新生事物，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改进，但从长远来说，新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无论在思想、文化知识或科学技术水平上，肯定会远较文化大革命前旧教育制度及西方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