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闻周刊》驻苏分社社长谈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年终专稿《为了保持适当的地位而赛跑》

说苏统治集团内部的争论是存在的，争论的范围从外交到内政，最激烈的是关于世界共运的策略问题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一月五日一期刊登该刊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小艾尔弗雷德
·弗兰德利去年十二月份写的一篇年终专稿，题目是《为了保持适当的地位而赛跑》，摘要如下：
苏联社会正日复一日地在各方面变得更好、更强大，更加接近了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这就是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广播的讲话，它强调政策和人事得以保持连续性，强调持久性的好处，言外之意是，变革是危险的。
然而，随着一九七五年的结束，莫斯科的外国人以及他们的比较坦率的俄国朋友，不知道这种表面上的持久还能在多长时间内掩盖住经济上的失败、在国外遭受的挫折、日益衰竭的能源以及摇摇晃晃的领导班子。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敏锐的克里姆林宫学家兹·布热津斯基教授今年早些时候冒着风险说：“一个退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最危急的程度。”一位有经验的美国外交官作了更为精细的分析。他评论说：“向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时代的过渡已经开始，但是问题是，谁也不能公开承认它。”
诚然，如果这种过渡事实上已经开始，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也是在极力掩饰这件事。党的六十九岁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本人显然是个工作减少了的病人。同样明显的是，他和他的同事在树立一个控制没有受到挑战，精力没有衰退的形象。虽然苏共二十五大要到明年二月底才召开，但是中央委员会今年十二月举行的全体会议，却打破了传统的保密的作法，直截了当地宣布，在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将作主要报告，柯西金总理将概述未来的经济计划。这个信息是清楚的，最近十年来统治俄国的这些人不打算放弃他们的控制，或者改变他们的战略，在枝节问题上除外。
不改变主张，事实上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政策了。这可能放慢变革的速度，但它决不能消除日益成为七五年苏联政治局势特征的就目标和策略展开的辩论。在一种专制程度较轻的制度下，这种争论本来可以被解释为充满活力的标志。而在莫斯科，这看起来反映了党的那些中年中级干部中长期受到压制的沮丧心情，这些人感到，随着克里姆林宫的老人政府抱着保守主义的态度紧紧抓住政权和过去不放，他们进行统治的机会正在消失。外界只能从透过苏联报刊检查泄露的消息中来了解争论。但争论是存在的，争论的范围从外交到内政，争吵得最激烈的是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问题。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莫斯科在世界面前呈现的一致性和自鸣得意的形象破损了。
对外政策是公众最直接谈论的话题。今年年初，神秘的病情使勃列日涅夫在长达七周的时间里退居一旁，但是他所鼓吹的缓和实际上没有受到挑战。他在谈判对战略武器竞赛方面达成一个明显限制所取得的成就，被吹捧为形势进一步好转的标志。这是一次够份量的胜利，足以抵销美国国会试图把美苏贸易同苏联减少对移民的障碍联系在一起的打击。事实上，勃列日涅夫靠他的和平政策所得到的威望，看来正好是他为了把他唯一的竞争者、五十六岁的谢列平赶出政治局所需要的额外的本钱。不管正确与否，谢列平一直被说成是东西方关系上的强硬派。他的去职是增强了勃列日涅夫在外交政策方面获得支持这一表象。
然而，到了年底，这种表象已不再那么令人信服地牢固。克里姆林宫未能对美国的建议给予基辛格称之为“通情达理的答复”。美国的建议，是要求解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如何控制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和美国巡航导弹问题上陷入的僵持状态。没有给予答复这件事表明，莫斯科在这样一个十分紧迫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其次是，苏联人抱着令人意外的怒气冲冲的态度，拒绝了西方试图把赫尔辛基协议说成是保证共产主义世界更加开放。苏联对关于东西方共处的言论出现了一种守势，一种美国人所熟悉的不安的感觉：缓和的代价可能是太高了。
在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方面所遇到的另一个具体问题是：有助于克里姆林宫控制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看来在消失。如果西方资本家在同苏联的企业进行合作，那么怎么能鼓动这些企业的职工去同厂主压迫者作斗争呢？正当西方共产党人的莫斯科教师爷在全球政治活动中鼓吹非常类似的协约的时候，又为什么要阻止西方共产党人享有同意大利或法国的民主力量建立联合政府的机会呢？这使得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在《真理报》上展开了公开的辩论，这比其他任何政策性讨论，都更充分地反映了苏联在表面一致下面所存在的不一致的程度。年底这场争论还没有解决。更糟糕的是，它迫使克里姆林宫推迟了它的召开欧洲共产党会议的计划。
最后，不满的涟漪开始波及经济领域。可以把而且已经把一九七五年的灾难性收成归咎于天气。但是数量更多的工业方面的缺点总不能单单怪天气吧。显然，由于俄国官僚主义的计划工作的刻板，以及工人的惰性（对他们来说，提高产品质量得不到什么物质奖励），单靠巧言令色强调效率是不可能取得什么进展的。
莫斯科一位深思熟虑的教授说：“最糟糕的是：我们为了玉米和小麦而抛弃了理想。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情对人民没有什么鼓舞，最高层也没有什么指导。”在克里姆林宫内的那些老人找到办法把政权转交给较为果敢的新人之前，苏联社会的主要活动将继续进行为了保持适当的地位所需要的漫无目的，但是令人精疲力竭的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