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报文章：美国式的金钱政治

【香港《信报》１０月９日文章】题：美国式的金钱政治（作者赵景伦）
“候选人要想获胜，与其有上帝保佑，不如有多点钱。”——美国共和党民意调查员伦兹如是说。
两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多尔刚刚结束第一场辩论。辩论本身不值得特别写一篇专栏来评论，因为双方都是老调重弹。虽然多数人说克林顿赢，其实基本上是平局，多尔没有能够取得突破，使辩论改变他的劣势，就是输了。
不过，辩论中，双方都攻击对方是“特殊利益”口袋里的人。多尔首先发难，指称克林顿的主要捐款人是出庭律师。这些律师靠打责任赔偿官司赚钱，妨碍工商业的发展。克林顿则回敬多尔不顾公众健康，为烟草公司辩护。其实两人半斤八两，各自代表不同的特殊利益。
美国政治本来就是特殊利益政治。哪个利益集团钱多，能够左右政府政策，它就居于有利地位。在这方面，当然大公司占绝对优势。
金钱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使人为美国的民主担心。过去，这个作用不过是丑闻；今天已经成为灾难。由于竞选主要靠电视广告，这种广告十分昂贵，钱的作用日益突出。据《纽约时报》估计，今年的总统大选，要耗费６亿到１０亿美元。要成功地竞选参议员，得花费５００万美元——在有些州，费用高达３０００万美元。即使要赢得一个众院席位，平均也得花费５０万美元，有时高达２００万美元。
这些钱绝大部分是大公司或者富有的个人捐出来的。两党获得捐赠的总额近年来有爆炸性的增长。１９９１年１月至１９９２年６月，共和党共筹得３４９０万美元；民主党筹款总额是１３１０万美元。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同期，共和党共筹得８３９０万美元；民主党筹得的数字是７０３０万美元。到今年１１月，双方筹款总数预计将分别达到１．２亿至１．５亿美元。
金钱政治造成许多问题，扭曲了美国的民主。
美国公众大多靠电视或无线电广播来了解政党和候选人的观点。这些广播的共同特点是负面的攻击多，片面、简单化、说教、不吸引人，因而妨碍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客观的分析。这就打击了政治的温和派投票的积极性，使极端分子狂热派容易得逞。
政客从当选公职之日起，就要花费许多时间筹款，以便为下届竞选连任作准备。即使是六年才改选一次的参议员也不例外。这就妨碍他们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
大公司捐款人则力图影响政府政策，至少要争取决策人的“耳朵”，为自己的利益陈述意见。证券和投资行业给共和党的“软钱”共７０２万美元。他们捐给民主党的数字是５９１万美元。共和党的最大捐款者是菲利浦·莫里斯公司，总额是１６３万美元。这家公司特别担心克林顿政府下令禁止针对儿童做香烟广告。克林顿在辩论中，攻击多尔和烟草业的关系，事出有因。一般地大公司给两党都赠款，只是厚薄有别。由于克林顿不愿限制控告公司索取伤害赔偿的诉讼，出庭律师给民主党的赠款多达４８１万美元，只给共和党１２０万美元。多尔在辩论中，攻击克林顿跟出庭律师的关系，也事出有因。
政治捐款给在职者要比给他（她）们的挑战者多得多，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在职者连任的机会很大。许多有才能的人，因为无法筹得必要的竞选经费，只好放弃竞选。这就影响竞选公职者的素质。
更重要的是金钱的力量使民意无法公平地得到反映。据《民族》周刊和美国未来研究所的调查，向两党捐赠的大户跟一般选民对于这个国家存在什么问题，需要如何改进，看法相左。前者比后者更支持自由贸易和大企业，不赞成政府开支和以各种规章制度限制和管理企业。
既然金钱政治有这么多毛病，欧洲各国大多对政治赠款加以限制。它们不明白为什么唯独美国没有限制。
事实上，在水门丑闻以后，国会制定１９７４年选举改革法，给国会议员竞选花费规定上限，但是最高法院在１９７６年在对巴克莱对瓦雷欧一案的裁决中，声称设置上限违宪。最高法院同意１９７４年法律规定的个人或组织对政党竞选赠款的限制，允许个人对竞选联邦公职候选人赠款不超过１０００美元；对政党赠款不超过两万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赠款不超过５０００美元。但是不限制个人以其他方式支持候选人或某政党的政策，想花多少自己的钱就可以花多少——用于为他们做政治广告，只要这种广告不是应候选人的要求而做的。谁的钱多，谁的发言权就大，这违背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
美国两大政党都不想搞竞选改革。金钱政治势必愈演愈烈。广大选民的意志将难公平地得到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