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义务与他国自主权为何相抵触？

【美国《华盛顿邮报》１０月６日文章】题：我们的外交政策存在真空（作者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
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外交政策给一个民主国家提出特别基本和重要的问题。在对战争还是和平、实行禁运还是结盟作出决定时，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家庭、国家和道德规范都处于危险状态。然而，在此次总统竞选中，没有人问：我们对别人所负的义务是什么性质的，有什么限度？这些义务与对我国公民所负的义务有区别吗？
我们对深受饥荒和专制之苦的卢旺达人员有什么义务？我们本应为了那个国家参战吗？我们本应治理他们的社会、耕种他们的土地和为他们选出新的统治者吗？
在索马里也存在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帮助别人的义务竟和他们自治的权利相抵触呢？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我们应该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这个问题的答案已不再明确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政府的外交政策应该服务于国家利益。这是人们的普遍理解。但是在美国上层人物中间，已形成这样一种倾向，即把任何人的问题视为我们的问题，把所有人的利益视为我们的利益。已形成一种普遍的看法，即美国有一种高于一切的职责来追求全球目标，而不仅仅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伍德罗·威尔逊对这个观点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把“美国例外论”思想解释成这样的观点：因为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所以它有保护和平、促进国际和解、解决全球问题和惩恶扬善的特殊义务。
比尔·克林顿同意威尔逊的看法吗？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同意这种看法吗？听到对下面这些问题的直率意见将非常有趣：向挨饿者提供食粮是我们的职责吗？在何时何地做这种事情呢？我们有义务教育文盲吗？有义务使妇女免受一夫多妻制和割礼之苦吗？
冷战已经结束，目前还没有出现对美国及其盟国的紧迫威胁，因此这正是一个机会，应该借这个机会探索我们生活中不太紧迫然而并不是不太重要的方面。
我认为，克林顿政府一直在努力做这种事情，比如在索马里，它谈到“国家建设”；在海地，它谈到“恢复民主”；在联合国，它强调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建设民主和促进发展是值得重视的目标，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没有一项取得成功。
此外，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人问美国选民，他们是否愿意看到把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税款用于这些目的。我们甚至于还没听到关于扩大北约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讨论。
总统竞选是提出这些问题的最好时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呢？（刘国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