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身创伤的巨龙开始雄飞了（上）

【台湾《中华杂志》４月号文章】题：四十年来家国——探亲归来的省思（作者王晓波）我看到了「共匪」
１９４８年，我随家父来台，不过是５岁的稚童；１９８８年，踏上返乡探亲之途，我已是人过中年，相隔正好４０年。
当我跨过罗湖桥踏进深圳，看见穿着制服的大陆海关人员，不禁愣了一下，这就是台湾４０年来教育所熟知的“共匪”了！
到深圳，住进竹园宾馆，心情相当不稳定，兴奋又激动，还交织着许多莫名的情愫。海峡两岸一衣带水，今年４５岁的我，跑过半个地球，但作为一个中国人，走了４０年才回到我当年出走的土地上。我一直无法稳定自己兴奋又激动的情绪，把行李安置完毕，便约前来接待我的孙先生，到旅馆酒吧间，叫了一瓶茅台。原先希望以酒精来稳定自己情绪，以免晚上失眠，不意茅台入肠，更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失礼地在第一次见面的孙先生的面前嚎啕大哭起来。英雄有泪不轻弹，我虽非英雄，一向对自己的情绪也还能够控制，但那晚为什么会嚎啕大哭，至今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也许是一种民族分裂悲剧的潜意识发泄罢。个体户集体户和承包户岁末的珠江三角洲的田里，没有看见稻子，但看到许多的田都种着蔬菜，看到鸡、鸭、羊。珠江支流旁的养鸭人家，像极了台湾的淡水河畔。田里的牛也和台湾一样是水牛，我不禁跟身旁的孙先生说：“海峡两岸，不但人同文同种，连田里的牛也是同种的啊！”
公路两旁１００米以内的农舍，多瓦房砖屋，平房或二层楼，有个小院子，摆着一排自行车，有的农舍外还停着一辆小卡车。虽然没有停车入内参观，但外观还相当干净，并且，看来都是新建的。但是，离公路比较远的地方，一路有不少羊毛毡或石棉瓦搭的住屋，就显得相当寒伧。为什么同是农舍有这么大的区别？查问之下才知道，珠江三角洲是“文革”后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人民公社解散后，实施“包产到户”。这个名词在台湾也听到，但不具体，其实就是“耕者有其田”。于是乎，农民很快就“发”了，出现农村万元户，掌有了一点资金。掌有资金的农民，开始从事“个体户”（独资）或“集体户”（合资）的商业或小工业，甚至铤而走险从事走私。
从事工商的农民不再有余力从事耕作，于是有粤北贫瘠地方的农民南下，来承包属于这些“包产到户”的农民的土地，这些叫做“承包户”。他们刚来不久，就住在简陋的羊毛毡或石棉瓦搭的房子里。
极目所及，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并不比台湾差，甚至比台湾偏远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可能还要高。所以有人说，珠江三角洲将是亚洲第五条小龙了。社会的跃动来自私有制
从深圳到广州，除了运输繁忙外，还看到到处都在建房子，到处都是个体户和集体户。似乎令人可以用皮肤去感觉到，这是一个在跃动的社会，一股压抑已久的动力在开放后，向四处迸放。但对一个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人来说，不免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之感。因为这社会跃动的动力并不来自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是来自私有制的个体户和集体户。虽然，现在大陆的总生产额还是公有制生产占绝对优势，但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公有制的优势还能有多久，就令人怀疑了。
珠江三角洲的情形，并不是唯一的，在长江下游的三角洲亦复如此，而有所谓“温州经验”。听我二舅说，在温州一带的农户，水龙头打开，热水就出来。可见当地已有热水器的使用了。
家父是贵州遵义人，家母是江西南昌人，我亦生于江西河口。１９４８年外婆带着我们兄妹随父亲的部队到台湾；１９８５年外婆才由三妹送回南昌定居，与大姨妈同住。背井离乡的「井」
岁末的南昌乡下，了无绿意，一片萧条。原来要走１５华里才能走到公路上的安仁村，这里是我母亲章家的所在地，现在已可直接开车，从柏油路下来，步行不到１０分钟就到了。
南昌的农村不如珠江三角洲是明显的，但农户也都是瓦房砖屋，唯不见二层楼以上的房子。母亲家族也无人住在乡下老家，只有当年的一些章家佃户。
章家的祖厝已在５０年代的一场火灾中被毁，只剩下一个大门，门上悬着的“全城世家”４字的木匾还在，那口我曾经喝过的章家的井也在，章家祠堂已成了村子的小学。
望着章家仅剩的大门和那口井，我不禁有些惘然若失，体味着“背井离乡”的“井”的意义，真是人事沧桑啊！那口井已经废了，据说村子已有简易的自来水了。
在南昌，亲族们都闻讯而来，并馈赠礼物，反而是一向不讲究礼教的我甚感失礼。
也许是陈鼓应传话，说我在台经济并不宽裕，弄得一些长辈还要送我钱，补贴旅费，使我尴尬不已。我的经验和一些台湾报纸对大陆同胞的恶意宣传正好相反，今天的大陆同胞虽然物货缺乏、生活贫困，但还是充满了温馨的人情味的，他们也有他们的自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