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尔顿著《美国能打赢下次战争吗？》（四）

国内外态度客观的人士则认为，美国关于苏联所有部队的组成、训练和装备的情报是完整的，而且，就人们能根据苏联军事出版物加以核对的情况而言，这些情报的准确程度是惊人的。
在卫星日夜窥探、电子设备进行监视、组织严密而有效的间谍机构到处活动的世界上，双方的新式武器方面的情况都不能够匿而不宣。几乎在苏联第一艘攻击航空母舰刚刚装龙骨的时候，美国就知道苏联人在建造这艘军舰了，当苏联的一种新式铁丝剪还没有发到部队的时候，美国陆军就知道这种铁丝剪正在发给驻德苏军了。
关于苏联军队的能力，西方拥有大量的准确情报，而俄国的意图则不为人所知。判断意图这件事要比弄清米格—２５飞机的性能数据困难得多。然而，在苏联的军事实力和莫斯科打算在国际舞台上冒风险的意愿这两者之间，是有某些相互关联的迹象可寻的。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赫鲁晓夫重新对西柏林施加压力。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位苏联领导人敢于相信他可以在斯大林十年前失败过的地方取得成功呢？从十一月十四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看出了答案，这篇文章宣布，一种洲际弹道火箭的生产已经安排就绪了。
继对柏林施加压力之后，一种更加咄咄逼人的苏联对外政策在另外一些地方也表现出来了，这些地方包括古巴。一九六○年，这位苏联领导人宣布他的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估计赫鲁晓夫是相信这一点的，而且认为，在新的条件下，他能够威胁西方。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现今一代苏联领导人所拥有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赫鲁晓夫时代所能动用的军力。他们是不是把这种业已增强的军事能力看作是一种更加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的基础呢？
确有一些迹象表明，他们认为俄国力量的扩张可以制止美国使用它的军事力量。早在一九七○年，苏联的《美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杂志的一篇社论就已指出：“由于有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的世界力量对比，军事力量已越来越难用来实现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政治目的。”
这个论点应当颠倒过来：俄国领导人也许认为他们的新的实力可以用于实现一些政治目的：保持他们对于东欧的控制，迫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采取一种比较迁就的立场，做到在政治上同美国平等，并吓唬中国人。
假如苏联的军事扩张和美国的收缩继续下去，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德国学者阿多迈特是这样看的：“一旦达到了一切方面的真正均等（或者是总的均等加上潜在危机地区的局部优势），一旦苏联部署了大量的攻击航空母舰和可以进行干涉（或者以进行干涉相威胁的）的海军特混舰队，苏联领导人就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教训一下美国人了。”
七十年代中期美国的情绪看来是不会鼓励对苏联意图作出这种严峻估价的。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人们就愿意不折不扣地相信基辛格国务卿作出的关于美苏缓和的保证。尼克松先生和基辛格先生非常卖力地宣传的关于实现“一代人的和平”的口号，投合了那些非常厌恶对外军事冒险并且对国防预算不断增加感到忧虑的人的心理。
愿意相信缓和的心情在美国虽然强烈，在西欧却更加强烈，同样的因素也在那里起作用。有一种近于可悲的信念，即认为既然一代以来西欧一直平安无事，那末将来也会平安无事。这种信念竟如此强烈，以致某些北约国家开始取消曾保证了和平的防务。有一句老话说，当完全不知道战争是怎样一回事的一代人达到成年的时候，和平就处于空前的危险之中。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目前在西方是流行着一种迷恋缓和的心理的，可是不应当因此而把关于苏联对目前东西方关系的看法的某些事实弄得模糊起来。
缓和的气氛鼓励了一种天真的倾向，就是相信勃列日涅夫先生对基辛格先生说的话或者（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在莫愁餐厅的一次愉快的午宴上向外交记者们说的话，认为这些话代表苏联政府和党的观点。
塞顿—沃森爵士在一九六九年曾经带着嘲讽的语气描述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的危险：
“从勃列日涅夫以下直到工厂和集体农庄党支部书记这二十万名共产党官员向他们的臣民所说的话全都是烟幕。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某个好人在酒酣耳热时说的话，或者一位巡回访问的（美国）中西部科学家从新西伯利亚城的某位友好的院士那里听到的话，倒能反映苏联领导人的真实观点。”
关于一九七二年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俄国领导人和他们手下的庞大宣传机器对他们的人民是怎么说的呢？据曾任驻莫斯科大使、研究苏联文献的学者科勒说，“从公开发表的材料所透露的情况来看，苏联目前关于核部队作用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跟过去一样，甚至还更进了一步。”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