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论》文章：《台湾大地主》

【本刊讯】台湾《台湾政论》第三期（一九七五年十月号）刊登何文振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台湾大地主》，原编者按说：“他们在寸土寸金的都市里拥有比一般市民多一万三千倍的土地，他们拥有高楼大厦，富甲连城，但还有更多的人却住在不见天日，密不通风，阴霾潮湿的窟窿里，这种不平有改革的可能吗？”
文章摘要如下：
过去的地主，在政府不流血的土地改革之下，农村地主有些放弃了土地，摇身一变为都市的资本家和企业家。而佃农取得土地所有权，却要去面对农产品“买贵卖贱”的新现实。农民利润极薄，一年所得，几乎只能使他在饥饿边缘挣扎。
这是大家熟悉的“农产品中间剥削”。奇怪的是，我们的社会竟然对于长年剥削农民及都市消费者的流氓组织束手无措。果菜公司成立了，依然不能打倒中间剥削，反而又形成新的剥削。于是一贫如洗的农村，又沦于少数商人资本的高利贷炼狱。
恶性的中间剥削、高利贷的债主，就象农民的两条枷锁。另方面在都市不断繁荣之下，更加速了农村的雕敝和枯萎，农村子弟纷纷‘“逃散”，移民都市。
但是问题来了，
人口的爆炸，加上农村“剩余人口”大量的游民，造成都市土地的压力。新的、都市的、台湾大地主于焉出现！
贫民窟、违章建筑、街头露宿、居住面积狭小、房屋建筑过挤，是乡村向都市大移民的结果，以及因此造成土地昂贵的时代背景。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
富有的工商业资本家、大公司股东、医生，为了钱币保值，往往一个人买下五、六栋房产，却不去居住，任其荒废或出租。或者，在美丽如画的郊区，拥有“高级享受的别墅”，每逢假日，去度一个如诗如梦的时光。然而，只求在都市谋得一身之栖的外来农村子弟、企业界的中低干部、政府机关的职员、军公教人员，拼命存钱，也赶不上房价的逐年上涨，欲求一屋而不可得。
然后，所谓“中低收入者”，在无力购屋、都市旧社区又未能重建之下，一家十几口挤在十几坪的小房子。或者是租来的，或者是违章建筑
可是少数的大户，他们的公馆居然达到“九房四厅五卫”，阔达一百六十坪！这是何等悬殊强烈的对比？我们由此想见广大的中低收入者密密麻麻挤在狭窄、不透气、毫无转身余地的住宅，他们的情绪会怎样呢？
尤其令人惊心的，象这类一家人挤在十坪以下的竟然占住宅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一。
然后我们看到都市中最阴暗的一角——贫民窟。现代建筑设计的通风和采光理想的理论似乎从不知他们的存在，于是，我们所见的大多数中低收入住宅，便呈现一幅没有阳光、密不通风的狭窄房间，仅有两个塌塌米大。却挤着四五个面有菜色的小孩。粪便污水到处都是。而各种传染病丛生，营养不良。
于是，在贫民窟、违章建筑、甚至过分密集的国民住宅地区，社会犯罪率最高。流氓、娼妓，多半横行在台北著名的旧社区。
在这种暴露严重的住宅问题的地区，居住着来自农村的工人、失业游民、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甚至黑社会人物。从他们阴郁的脸色，反社会的表情，以及面对“仁爱敦化区”高级大厦的愤怒，我们能不忧虑这将成为社会暴乱之源吗？能不忧虑野心家的煽动吗？
经济繁荣带来了贫富差距，瘦了农村，肥了都市的大地主。当多数的人居住在只有二点四七坪的空间，少数的新的台湾大地主，一个人却占据着几千坪几万坪的土地！
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年），台北市地政处统计过：台北市的土地共有六千五百二十四万坪，地主共有十四万三千六百四十六人。但是在这将近七千万坪的台北市土地中，约有四千万坪以上的土地，却被极少数大地主控制着。
这些少数大地主的人数只有四千七百四十一人，是十四万余地主中的百分之三点二，更是两百万台北市人口中的百分之○点二六！
等于说，台北市民中的百分之○点二六少数人，控制着四千万坪的土地！可是我们一般的市民每人只能分到○点六坪的土地，而这些少数人每人却可享受八千坪的土地。他们比每个市民多了一万三千倍的土地。贫富差距悬殊到如此惊人的对比，是不是公平呢？
相信关心国事的人，看到以上这个触目惊心的统计数目，一定会产生滚沸起来的愤怒情绪。但如果我们不愿因为社会的不公带来不平的怨恨的话，就应该面对土地的不公，冷静地分析：为什么这些不事生产的大地主，能够轻易地窃夺经济繁荣后财富的果实？
这种大地主道德的败坏，与放高利贷的何异？简直可以说，台湾大地主，虽然从过去农村地主剥削佃农的时代，因为“三七五减租”而被消灭。但到了七十年代，却脱胎换骨，那只剥削吸血的黑手，又在都市复活！可见得我们的土地政策是到了全面检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