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专稿：《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二）

在贵州，杨虎城最初被监禁的地方是息烽阳朗坝的看守所。这地方后来成为军统的一个重要监狱，也就是息烽监狱，可容纳三、四百人。一九三九年，戴笠到息烽视察，认为杨虎城被监禁的地方不够安全，离公路太近。于是在息烽县城东十二华里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山顶上，找到一个名叫“玄天洞”的山洞，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出入口，易于警戒。戴笠就把洞中的一个道士赶跑，把杨虎城全家转押在这个山洞里。玄天洞终年不见天日，洞里异常潮湿。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再加上精神方面所受的重重折磨，杨虎城的身体一天天衰弱，常常闹病。后来不得已自己出钱在警戒圈里盖了一个简陋房子。一九四一年，杨夫人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的出世，更为他们带来无限的忧伤。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周养浩来到了息烽，直到一九四六年，他担任息烽监狱长兼军统息烽办事处主任。由于职权所在，他经常和杨虎城见面，后来见面的次数越多，彼此之间也就熟悉起来。周养浩常到杨的住处，陪他喝酒打麻将消磨日子。后来，杨虎城曾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对军统的特务非常厌恶，但是周养浩却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周养浩先生谈到这里，一再重复杨虎城的这番话，他脸上的神情则流露出内心的负疚。过了一会，他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后来，我把他骗到重庆，这是很不应该的。”
一九四五年，杨虎城在狱中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除了为抗战胜利而高兴之外，他还以为自己很快就可以得到自由。当时，周养浩也是这么想。但是，事实很快就把他们的幻想粉碎。一九四六年，军统把息烽集中营结束，释放了一些人，但把杨虎城一家押到重庆，加以更严密的看管。
一九四六年春天，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据说蒋介石表面上是同意了，但暗地里，却加紧想办法对付这些政治犯，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政治犯都被化名秘密转解到一些易于警戒的监狱里。杨虎城将军这时也被移到重庆特区的另一个秘密处所——杨家山。在这段日子里，杨夫人由于长期受到精神折磨，不幸染上了神经病，一九四七年在狱中逝世。杨虎城悲痛万分，他日夜以杨夫人的骨灰箱子为伴，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放在枕边。当时知道这种情形的人无不受到感动。
息烽集中营于一九四六年七月结束后，周养浩先被调到贵阳，一九四八年再被调重庆，负责前中美合作所地区内包括白公馆、渣滓洞等特务监狱的监督工作，四八年十一月还兼任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副区长，区长是徐远举。西南特区在当时的权力是很大的，因为毛人凤的国防部保密局已移到台湾，而华东一带也纷告易手，所以西南特区就等于是保密局在大陆的唯一分局了。
一九四九年春，蒋介石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就假意告退回他的家乡溪口，由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来承担罪责和收拾这个烂摊子。但实际上，蒋介石仍然暗中控制着国民党的主要部门，尤其是特务系统。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之后，曾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政治犯。他一方面给重庆市市长杨森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另一方面更派出一架专机来重庆要把杨将军接走。当时重庆《中央日报》也登出了这消息。杨虎城看到报上登载的消息之后，他非常高兴。
且说杨森接到李宗仁的电话，就设法通知毛人凤。毛人凤是戴笠的继承人，当时他的权力之大是无法形容的，如果他不点头，一百道李宗仁的命令也无济于事。由于毛人凤住在上海，杨森拿不定主意，就只好一边给李宗仁复电推搪说，毛人凤不在，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没有人清楚，而一边却叫周养浩打一个长途电话给毛人凤。毛人凤和周养浩是世交，又是同乡。周养浩用家乡话同毛人凤商量有关释放杨虎城的事。毛人凤也拿不定主意，就去请示告退在溪口的大老板蒋介石。蒋介石断然反对释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