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共“团结报”发表达赖过去同该报驻京记者的谈话

达赖说在新中国民族压迫的时代已告结束，日益加强的团结形成了。只要遵守法律，宗教自由得到中央的尊重和保证。在中央领导和国内先进民族援助下西藏终将和全国人民一起过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
【本刊讯】意共“团结报”４月８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达赖喇嘛就中国和西藏关系和我们谈了什么”的文章。该文系摘自前“团结报”驻中国记者卡拉曼德雷和前“新邮报”驻中国记者雷加尔于１９５５年合写的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该书已于最近出版。
“团结报”编者按语说：“从卡拉曼德雷和雷加尔的这本书中清楚地看出：中国人事实上遇到了一个唯一的、巨大的困难——由于他们是把技术和现代文明带到一个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最深渊的地方而产生的困难，以及他们试图在最严格地尊重西藏生活形式、风俗习惯之下应付这种困难。我们从这本书转载的这篇和达赖喇嘛的谈话是上述看法的见证。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因为达赖喇嘛在正式场合下说出的话是西藏最高当局承认和同意中国人民国家的政策的见证。不管达赖喇嘛目前的立场是什么样的谜，这种承认在今天仍不失其价值。”
文章接着转载了当时达赖回答记者的谈话如下：“在签订１９５１年的协议后，西藏抛弃了通向黑暗的旧道路，采取了一条通向光辉发展的未来的新道路，结果是在诸如团结、建设和发展西藏的主要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至于团结，不论是西藏人和中国人的关系还是西藏人民内部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中国人和藏族在一千多年前即已进行接触。曾经有过友好的时期，但也有过战争时期。在近代史上，由于满清和国民党压迫西藏人民，两个民族之间滋长了仇恨。除了旧有仇恨外，又加上外国人散播的不和种子，外国对新中国的诽谤，因此在签订１９５１年协议后有一段时期并没有建立起巩固的信任。但是后来西藏人民认识到种族间的歧视、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时代已告结束，相反，具体事实证明民族之间的平等和互助。这样，不信任的心理就逐渐消除，一个日益加强的团结形成了。至于建设事业，在短短几年，如果你们考虑到我们的条件，已经作了可观的工作。”
接着达赖谈起他在北京和中国内地几个重要城市的访问：“我的印象是，在政治上，人民民主制度是一个正确的制度，是一个在符合正义下首先为群众谋幸福和福利的真理。在文化、机器生产和医疗工作方面，过去我们在中国不能制造的许多东西，现在我们已经制造或生产了。至于宗教，这是文化的一部分，虽然在我国有许多宗教和不同教派，但只要遵守法律，中央当局都保护它们。需要修葺的庙宇寺院都修葺和扩大了。这些事实说明宗教自由得到了尊重和保证。关于经济，虽然帝国主义势力曾使中国经济遭到大量破坏，自从解放以后，我们的经济地位越来越加强。例如在东北，我们在发展国营经济，在建设重工业方面取得相当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
作者在谈到最后提的一个问题时说，他们准备的最后一个问题对达赖是最难的一个，因为它涉及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们用隐喻方式提出这个问题，问达赖在他看来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为西藏展开了什么前景。但回答却完全不是隐喻的，而是极其明确和毫不迟疑的。达赖说：“我在北京逗留时曾数次拜访毛主席，我听他谈到了各种问题。我坚信向整个中国展开的光辉前景也是我们西藏人的前景，除了全国的道路外，我们没有其他道路。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飞速进展，虽然西藏在经济和文化上还落后，但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央当局和进步的汉族人民和干部将给我们落后的少数民族以极大的援助。此外，毛主席曾说，虽然西藏今天落后，然而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后，它也将能够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我们深信这点。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在中央当局和中国先进的民族援助下，我们终将和全国人民一起过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