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三）

问：您同蒋经国先生共事，是从赣南开始的吗？您是不是在他到台湾以前的三个阶段都同他在一起的？
答：不错，但主要是赣南时期和重庆干校时期。这两个时期我同他最接近。一九三八年，我在武汉珞珈山的中央训练团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由中央团部分派到江西筹组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当年同往的共有十二个江西人。直到现在，这十二个人的姓名及县籍我还记得一清二楚，其中有蒋廉儒、江海东、彭朝钰等。那时候，蒋经国先生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国民党派他担任三青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他分派我担任宣传大队长。从这时候开始，我便和蒋先生在一起工作了。彼此都年青，成为青年时期的好朋友。以后我们还办了《青年日报》，蒋先生任社长，我是总编辑。我当时对他的认识，认为他有理想、有热诚、能吃苦。蒋经国先生在当时是富于幻想的，记得他提出“建设新赣南”的时候，在一篇会议报告上就用幻想的形式，说一个眼睛有毛病的人，在医院住了十年以后痊愈出院，看到整个赣南都变了，变成了新的赣南，实现了“五有”。“五有”指的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书读。这当然从未实现过。但是，我们这些年青人当时却不遗余力的替他鼓吹，特别是我这个宣传大队长。
问：有些人说，蒋先生从苏联回来，就开始反共，原因是什么？他在赣南时期是不是也反苏呢？
答：这一点我比较清楚，在赣南时期他还不是这样。
问：王升、李焕那时候也在赣南吗？
答：王升在赣南，他是我们在江西办的江西青干班第一期的学生。我的妻子曹云霞就是王升同期的同学。李焕当时还不见其人。他是重庆中央干校学生。
问：重庆中央干部学校的性质是怎样的？您当时所担任的究竟是什么职务？
答：重庆干部学校是三青团系统的学校。对这个学校的性质，应从国民党的党团斗争来理解。当时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府是中央政治学校，前身是中央党校。这个学校是由陈立夫、陈果夫的ＣＣ派控制的。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日趋表面化，蒋介石为了抵消ＣＣ派势力的扩张，就决定由三青团来办一间中央干部学校，由他当校长，蒋经国当教育长，以培养他们父子的嫡系。干校还没正式成立之前，先在武汉珞珈山办起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后来迁往重庆大坪，一共办了五期，三千多学生。我是第一期的毕业生。青干班的成绩虽然不错，但是因为不是正式的干部学校，所以没有足够力量对抗ＣＣ派的中央政治学校。于是，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三青团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便决议成立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以前青干班的学生便成为干校的基础，取得中央干校第一期的学籍，所以我也算干校前期的学生。同年冬天，蒋经国先生便以教育长的名义启程来到重庆筹办干校，而我也到了重庆，被蒋经国先生调任为干校三青团书记，负责全部组织和思想训练方面的工作。重庆中央干校是三青团的学校，是没有党组织的，因此团书记就是最高的组织工作的职位。我从一开始便参与筹备建校的工作。所以说，如果当年干校的学生有人说不认识我蔡某人的，套一句不客气的话，可称之为“数典忘祖”。
干校于四四年五月五日正式开学。
从台湾目前的政治局面来看，当年的三青团中央干校的努力的确为蒋经国先生奠定了基础，昨日干校的学生，今日变成了台湾政坛的重要人物。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干校原打算迁北平。后来ＣＣ派要求把中央干部学校与他们控制的中央政治学校合并，在南京成立国立政治大学，这也就是现在台湾政大的前身。
问：蒋经国先生一直在中央干校，并随着迁往南京吗？
答：蒋经国先生在重庆的日子不长，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他便奉他父亲之命，到长春去做他的东北外交特派员，度过短暂的外交生涯。他终于在同苏联人打交道中败了下来，带着苦闷的心情回到了南京。这时的蒋介石有意让蒋经国担任合并后的南京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藉此削减ＣＣ派的势力。但是这一着他失败了。由于二陈在原中央政校的势力大，他们就在合并的政大中鼓动反蒋经国的学潮。
问：后来，您又怎么当上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的少将总队长的呢？
答：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但还要鼓其余勇。于是，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名叫“中华人民救国大同盟”的秘密组织，集中所有蒋介石的嫡系人物，在南京鼓楼的青年部大会议室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参加这个秘密组织的有二百多人，口号是“效忠祖国，抢救危难”。我是这个同盟的发起人之一，陶希圣、徐复观、叶青、胡轨、吴英荃、胡秋原、蒋廉儒等人都是盟员。但是，大部分盟员都是言过其实，开了大会以后，中央盟员一百多人都溜走了。谁还愿留在大陆干？我是中央盟员发起人之一，我却听从了这个组织分配到我的家乡赣东去担任直属小组组长，用国防部青救团的公开名义在那儿把乱七八糟的散兵游勇总合在一起和共产党对抗，我担任总队长，三十九个县人数最多时超过万人。虽然，共军一到，纷纷溃散，我也被俘了。但是，还有在各县秘密吸收的盟员继续潜伏活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共还在内部挖出我当年发展的“大同盟”的“死硬分子”。还有一个盟员以挑担补皮鞋为掩护到处游动，用我的名义联络和发展盟员。象这些情况，那些早日逃之夭夭、今日在台高官厚禄、空谈胡吹的他们是完全不敢想象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