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格著：《金黄色的麦浪》（下）

一九六三年苏联的收成则是如此糟糕，俄国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索取为了活命所需的食品。
小麦大部分来自加拿大。对此，莫斯科人讲了辛辣的笑话。
“赫鲁晓夫同志表演了一个奇迹：他在哈萨克斯坦种小麦，而在加拿大收割。”
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对自留地的限制有所放松。不过，不能把集体化说成是共产党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障碍；对于谷物来说，它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障碍。必须考虑其它因素。正如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底注意到的那样，“争取好收成的斗争不能只在田野上进行”，而也得在工厂和供应机构内进行。《真理报》谈到，一九七三年的春耕期间，苏联农民需要四万八千部新式牵引播种机，五万三千台耕作机，一万八千个肥料喷射器，还有“数千种”其它设备。在阿尔泰、车里雅宾斯克、哈尔科夫、明斯克和里加播种进度迅速。但是诺沃西勃斯克的一家计划要在一九七三年生产二万二千部播种机的工厂，生产却是“停滞不前”。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粮荒
苏联的领导人和局外人一样，也已经看到了苏联制度的无能。英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马哥斯·海华德说过：“在全苏联，红军是唯一有效能的机构。”而苏联的食品生产机构则一向是它的经济中效能最低的部门。
一九七○年七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一个谴责苏联农业管理不善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由党魁勃列日涅夫提出来的。它承认苏联的食品供应不足，许诺增加谷物、肉类、蔬菜和其它食品的生产。
在造成一九七二年苏联作物歉收的因素中，气候影响程度有多大？不负责任和管理不善又有多大影响？
一九七二年苏联谷物生产指标是一亿九千万吨；十二月二十一日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提出的收获数字却是一亿六千八百万吨。
一些西方专家估计，苏联的产量实际上只有一亿六千万吨。没有人，可能连俄国人自己也搞不清楚。
勃列日涅夫宣称，已经从国外购买了三千万吨谷物。他说，食品的供应可以维持，“国家和它的农民的正常生活不至于受到破坏。”
苏联的报纸证实，在俄国的“正常生活”中，还有某些不可能满足的东西。莫斯科人抱怨，要找到好土豆几乎是难乎其难。
“如果说现在就这么糟糕，”一个在首都的许多长龙里站队儜候的人说道，“那么，可以预料，到了冬天还要更加糟糕。”
九月初，共产党的机关报《真理报》透露，在莫斯科东面二百五十英里的高尔基地区的一些城镇已经停止供应面包。一些在北高加索斯达维罗普附近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由于在八月份有二十五天停止向国家运交各种谷物而受到谴责。
官方的言论仍然声称，不存在真实的紧急状态。《莫斯科晚报》声称，苏联公民将“永远不会听到，我们的人民在战时经常听到的‘没有面包’的字眼”。
与此同时则是切勿浪费面包的劝告。而且有囤积的报道。
莫斯科市副市长特里宾在莫斯科电台露面时说道：“有一些莫斯科人不顾明显的事实，仍然相信首都会出现土豆短缺，现在就想方设法储存他们自己的供应。”他说，这种毫无道理的抢购“完全是不正当的”。
二月一日的《真理报》公布，俄罗斯共和国倒卖农业设备和供应品集团的头目已被开除。他被指控为“违反国家纪律”。《真理报》的用语说明他可能要被提交审判。
两天以后，就向马茨凯维奇开刀。最高苏维埃“解除”了这位农业部长的职务。……政治局的波利场斯基被降职为主管农业部的第一副总理。
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史密斯所报道的：“象这么高层人物的降级，在最近几年来是极不寻常的。它说明了这个政权由于农业失败而造成的严重困境，以及这种失败对整个经济所造成的严重问题，包括降低一九七二年经济总目标。”
不仅是谷物减产，牛奶、糖和烹饪油产量也降到一九七一年的水平以下。由于缺乏饲料，截至（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猪的存栏数也从七千一百四十万头减至六千六百五十万头……农业危机的迹象是存在的。对此，克里姆林宫是默认的。
假若苏联的农业是象降级事件所说明的那样，是由于管理无能，苏联经济的其它部门也相差无几。苏联的《海运报》说，由于铁路员工和港口当局缺乏合作，在里加的进口谷物的运转受阻。苏联的铁路只按指定量的百分之四十一供应车皮；货运调度员按固定的时间表而不是根据需要发放空车。递送车皮单据的程序需花费的时间比装车还长。车皮经常没有适当的苫盖设备，谷物还在从自动封闭的车门泄漏出来，就被发运出去。
“头等货物”——俄国人是这样称呼西方谷物的——正在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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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国人购买堪萨斯硬冬小麦的一个不小的讽刺是，这种小麦的祖先是在正好一个世纪以前，从俄国自己的田地来到堪萨斯的。
这种小麦就是土耳其红，它是由从克里米亚逃难来的孟诺派新教徒农民带到美国堪萨斯草原来的。
这种小麦推广到蒙太那州、明尼苏达州和达科他州，还推广到内布拉斯加州……它使小麦总产量提高了三倍以上。
要不是在一世纪以前，孟诺派新教徒从克里米亚带来了土耳其红，堪萨斯以及其它主要生产小麦的州，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过剩小麦可以使俄国人得以在一九七二年，用那么便宜的价格把它买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