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现代亚洲》文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日本干了些什么？》

【本刊讯】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六月一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日本干了些什么？》，摘要如下：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研究家”、“记者”等名目向日本派遣了很多搜集情报、搞宣传活动的人员。他们表面以“学术研究”伪装起来，巧妙地接近日本各种行业的研究家。
特别是自去年十一月在日中政府间开始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以来，他们的活动更加活跃了。
苏联活动的目的和特征可归纳如下：
（１）集中力量阻碍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特别是死死抓住“反对霸权”条款不放；
（２）注视日美关系的变化，企图离间日美关系，自己取代美国，对日本施加影响；
（３）接触的对象不止是亲苏派，还选择所谓“对日本政治能施加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很多“台湾帮”），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
（４）不是说明论点，而是散布谣言，炫耀在日本周围的军事力量，企图迫使对方接受要求，以这种强迫外交为主要手段。
但是，苏联的这些手法，已被有心的研究家、记者以及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很多官僚、文人彻底看穿了，露出了破绽。
那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破坏日中友好和日美关系究竟以怎样的卑劣手法在日本进行策动呢？让我们介绍几件具体的事例。死皮赖脸地叮问日美关系的变化三月，名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美国问题专家的某氏来日本访问。三月十七日在东京学士会馆，有东海大学副教授藤卷新平以及防卫研究所研究员、防卫大学教授和其他方面人士与这位来访者进行了座谈。苏联方面就最近日美关系问题，蓄意扩大日美间的矛盾，仅在这点上的提问就有六项，譬如说：
一、有消息说，美国支持东南亚的反日运动，不会因此而使日美关系发生变化或受到影响吗？
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由于日中、中美关系的变化，其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吗？诽谤霸权条款四月十九日，苏联科学院的扎内金等人在东京都的饭店与安全保障问题研究会的末次一朗（健青会顾问）、久住忠男（军事评论家、军事研究所所长）等进行了座谈。
据说，座谈的内容是如何看待正在发生变化的亚洲。但是，苏联方面却提出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激烈批评霸权条款，强调中国的“潜在威胁”，并说“日本对此应该警惕，中国在尖阁群岛可能也会象在西沙群岛那样使用武力”，中伤日中友好，直截了当地表现出与中国敌对。
日本方面有一位参加座谈的人士对苏方提出质问：“苏联对日本存在着现实的威胁，在礼文岛不是恣意侵犯日本领空吗？在日本近海不是出动渔船和海军进行演习吗？这难道不是谋求霸权的行径吗？”苏联方面回答说：“礼文岛之事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历史学家，除此之外的问题我们不能回答。”使日方出席座谈的正直之士感到失望和愤怒。以“学究”的伪装接近日本人以前我们就指出过，苏联外交工作的新手，披着“学究”的外衣，重视言论和宣传工作。
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个四十三岁的苏联人，他的名字叫诺达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西莫尼亚。他满脸堆笑，以蹩脚的日语说“谢谢”，现在正在东京到处游说。
他毕业于苏联国际关系大学中国科和研究生学校。有经济学博士和历史学博士的头衔，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部长。有与日本和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头衔“尊贵”的研究家们广泛接触的经历。专门研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济、政治等问题。他的著作有：《东南亚的华侨》（英文，一九六一年在美国出版）、《印度尼西亚的资产阶级的形成》（莫斯科，一九六四年出版）；《民族解放革命的特征》。自己吹嘘还有很多其他论文。现在他已经出入于东京大学卫藤沈吉的家里。
这样看来，他作为苏修所谓的“民族解放的天然朋友”的理论家，或者作为对国际关系问题“详尽”的研究家，最近专心致志地进行活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些活动中也给他配有明里暗里帮助他活动的各种各样的“适当角色”。
（日本）《社会党月刊》（一九七五年五月号）刊登了西莫尼亚题为《苏联与“第三世界”》的文章。文章以“几种势力”的说法中伤中国的自力更生路线和第三世界的斗争，鼓吹苏联的“亚安体系”。然而，关于苏联曾如何对待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尽管西莫尼亚拼命地写什么“苏联始终全面援助”、“苏联的外交战略是一贯的”等等，但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全面援助”和怎样的“一贯”，只要看一下苏联与柬埔寨朗诺反动“政权”直到最后还打得火热，问题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不是听其言，而必须观其行。
最近，这位苏联人寻求门路与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家接触，到处散布这种论调：
“日本难道不是在台湾有很多民间投资吗？不能抛弃台湾。从地理上看，日本的很多船只就在台湾旁边过，并且在日本的战略上也是要地。我也劝告亲华的日本人。”
鼓吹此种论调的不止西莫尼亚一人。据香港发行的《七十年代》杂志一九七五年二月号报道，也有同类的苏联人对华盛顿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和报纸评论家进行游说：“美国不能抛弃台湾。美国防线退到夏威夷，大概也会给日本友邦造成经济运输困难。”西莫尼亚的言行与在华盛顿某苏联人的言行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