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新闻》前驻苏记者文章：《驻莫斯科记者笔记－－关于文化》

【本刊讯】日本《自由世界》杂志四月号刊登《东京新闻》前驻莫斯科记者高桥正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驻莫斯科记者笔记——关于文化》，摘要如下：
在苏联旅行时被领去参观的地方多是名胜古迹，俄国人引为骄傲的伟人也几乎全是帝制时代的人物。相比之下，参观革命遗迹和列宁的足迹完全不过是稍带而已。
由此看来，他们引以为豪的，与其说是苏维埃的文化，不如说是俄国的文化，不外乎是苏维埃从俄国继承下来的文化遗产。
苏联当局说：“我们早就从‘文化革命’中毕业了。”它们经常引为自豪的这种文化成果，其实就是意味着既成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与创造新文化完全是两回事。并且，说到创造新文化和形成以此为基础的新生活方式，苏维埃制度只是在全国各地修筑了马克思广场、竖立了列宁铜像和设立了“文化休息之家”，不得不说几乎完全以一事无成而告终。有一个笑话说：“苏联有文化部，但没有文化”。实际上，这个笑话恰恰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诚然，在今天的苏联，涌现出了许多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医生、音乐家、女芭蕾舞演员、导演、演员和运动员等。但是，很遗憾，在他们的成就中，实际上很少有改变文化潮流那样的革新。苏联的文化运动使世界为之震撼的只有从二十世纪十年代到二十年代画家坎丁斯基、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导演梅耶荷德等人活跃的那一个时期；而它，与其说是革命的产物，不如说是革命时期的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成果。
让我们以芭蕾舞为例来看一下。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象苏联那么多的芭蕾舞团、优秀的舞蹈演员和教员。女演员技术完美和表演能力超群，群舞整体动作整齐划一，舞台装置豪华和管弦乐团充实——这是古典芭蕾舞的顶点，无论什么时候看都不会腻烦，是莫斯科生活的最高乐趣之一。
但是，使我们感叹的范围始终是古典芭蕾舞，一谈到想要脱离古典芭蕾舞的新作，兴趣就减少一半。
本来，芭蕾舞是作为欧洲的宫廷文化繁荣起来，移植到俄罗斯宫廷以后实现了一次飞跃；可是，在否定了帝制的苏维埃政权下，宫廷文化的骄子古典芭蕾舞达到了它的极点，这是一种讽刺现象。其原因是，帝制时代俄国人认为古典芭蕾舞才是西方文化的顶峰这个难以打消的信念和憧憬非但没有被革命铲除，而且在苏维埃政权的“赶上去，超过去”的吆喝声中进一步得到助长了。然而注意看一看，就会看到，西方的宫廷文化已经灭亡，芭蕾舞本身也改变了面貌。我在这里不得不看到俄国人从帝俄到今天的苏联始终一贯的文化观的后进性。有个最近的例子，晚上的电视节目中有一个舞蹈讲座。莫斯科的电视局向全苏联的男女青年教授舞步和风度。当我看到国家电台企图在现代苏联青年人中拼命地培植从前贵族们的优雅风度，禁不住要提出一个有点故意与人为难的疑问：那么，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在文化这个概念上的苏联的后进性乃至保守性，在教育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
今天，苏联儿童穿的校服原封不动地沿用了十九世纪末欧洲（包括俄国在内）的学校里上流阶级的子弟所穿服装的式样；而今天即使在欧洲修道院办的私立学校中，穿这种服装也已经是罕见的了。
直到今天，苏联的儿童被规定要穿制服：男孩穿一套灰色的衣裤；女孩穿暗褐色的长袖连衣裙。然而，儿童的制服直接反映了家长和教师的教育思想。十九世纪欧洲的教育思想是基于基督教道德的严肃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的能力主义、差别主义；而苏联的学校则把这两种教育思想和制服一起加以采用了。
今天，在被称为先进国家的各国的学校中，象苏联的学校那样太平的学校大概是没有的。学生老实得看上去象是没有精神，教师的威严不仅施及学生，而且及于学生的双亲。教师在父母面前公布学生的名次和成绩，功课差的学生的双亲为此而惶恐得把高大的身躯缩起来，这仿佛重现了战前日本的教室的情景。苏联的青年所以对权威百依百顺，不仅仅因为党、警察和克格勃（秘密警察）无处不在，而且和这种教育也不是没有关系的。
苏联教育制度还彻底贯彻了能力主义和差别主义。学校从义务教育的阶段起就分为专门学校和普通学校，在语言学、音乐、芭蕾、美术、数学、物理等方面有才能的儿童被送往各个专门学校，从小接受天才教育。即使普通学校的学生，只要有才能，被学校推荐，或者在会演中被选上，就会被送往专门学校；在体育方面来说，如果能够参加街区的俱乐部，就能够在完善的设施中和优秀的教师下发展才能。
今天的苏联，向学术、艺术、体育各界输送优秀的人材，其基础便是这种彻底的尖子教育，并不象人们常说的那样，“因为底边宽，所以顶点高”。
另一方面，设备既差教师质量又低的普通学校的孩子，要说的话，受的就是“会念，会写，会打算盘就行”式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