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金字塔报》刊登海卡尔新著《斋月战争》第一部分：《从六月战争到十月战争的埃苏关系》（八）

刚一读完信，总统便反驳说，他不得不再一次对不运交武器表示不满，已经和格列奇科元帅就供应时间表达成了协议，但没有执行。“似乎是苏联既不信任埃及领导，也不能估价局势的危险”。总统说在埃及注意维护同苏联友谊的同时，她不能屈服于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人对她的监护。
然后总统对维诺格拉多夫说：“因此我已采取如下决定”：
１、我感谢苏联通过专家给予埃及的一切援助，但我想从七月十七日起停止这些专家的服务。
２、苏联在埃及的武器要么卖给埃及，由埃及人自己使用，要么撤走。
３、按照埃苏友好条约各项条款的规定，我们应该立即开始高级协商。
４、任何在埃及的苏联军队都必须置于埃及领导之下或者撤走。
５、以教练为目的而在埃及的苏联技术人员是在主要一批专家到来以前就来的，他们可以留下来。
根据哈菲兹·伊斯梅尔所作的会见记录，维诺格拉多夫就这封信作了四点答复：
１、勃列日涅夫给总统的信应该看作仅仅是临时性信件。
２、苏联完全信任埃及领导。
３、他承认与运交武器有关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产生于运输困难。
４、他从总统刚才通知他的决定中理解到埃及听信了美国所散布的关于苏联已改变了对埃政策的谎言。
六天以后，为了减轻对苏联人的打击并说服苏联负责人用联合声明方式结束撤退专家工作，阿齐兹·西德基被派往莫斯科。西德基跟我说，他对关于他莫斯科之行目的的那些谣传感到很难办，说他去莫斯科是为了安排军事专家们回来。实际上他去莫斯科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
１、为了减轻苏联人的伤痛。
２、为购买苏联留在埃及的一些装备而做一定必要的安排，特别是四架ＣＸ５００型侦察机和保卫高坝的火箭场。
他说他曾建议勃列日涅夫——作为减轻伤痛的手段——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声明包括委托给苏联在埃及的专家的任务已完成的内容。他说这种表示是为了驳斥西方报纸发表的苏联专家被赶走了的说法。但是勃列日涅夫拒绝了，并且写了一份备忘录说：“要求派专家的是你们，如果你们希望他们离开，那是你们的决定，我们响应，但我们决不做掩盖真相的一方，我们绝不承担历史责任，说这些专家是应我们的要求被撤回来的。”因此，勃列日涅夫拒不卖给我们任何我们要购买的装备。柯西金交给阿齐兹·西德基一份勃列日涅夫写的备忘录，同时他又亲自写了一封信，重申拒绝出售那些装备。总统认为苏联人是疯子，他们连我们提出发表联合声明的建议都拒绝了。好象你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我在七月十一日（星期二）才见到总统，当时撤退专家的决定仍然保密。我在亚历山大的时候，总统就同我联系要我星期天在福利坝和他共进晚餐。恰好那天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从莫斯科回国途中路经开罗，我的约会被取消了，再把约会安排在星期一又不方便。一见面我就对由于我写的“不战不和”的文章给总统带来不少麻烦而表示不安。总统回答说：“好象你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我们已经和苏联人分手了。”当时我感到茫然失措，是的，我曾感到象这样的决定是可能的，但是采取决定的时间却令人吃惊。
在某程度上，总统在很少数埃及新闻记者参加的一次特别会议上的讲话，可以对这个决定的产生作出充分的解释。总统在会上说，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就已经决定在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必须有他所说的“一种态度”。我们要等到尼克松总统预定五月份访问莫斯科以后，“但是在那以后，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坚决的立场，否则局势会象现在这样持续二十年”。
接着，总统谈了自他就任以来同苏联人交往的每一步，解释了怀疑的种子是怎样在一九七一年冒出来的，当时“阴谋分子”——萨布里集团——
去见苏联大使，他们对他说安瓦尔·萨达特是美国的人，他随时都可能把你们赶走。总统在谈到他同苏联领导人在一九七一年二月第一次会见的情况时说：“那时我就感到他们老奸巨滑，想赢得时间。”总统在谈到他同罗杰斯会谈时说：“苏联人使我进退两难，他们要求我寻求和平解决……罗杰斯来了，我们进行了关于和平解决的谈判，但苏联人又说萨达特把他的国家出卖了，等等……”但是，在总统分析中的一条主线是集中在运交武器方面的欺骗和影响，这是两个经常提到的问题，包括对许多日期和数字的细节的说明以及对导致对立的一些事件的解释。总统说他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前就向苏联人说明了那次访问和十一月总统大选之间的一段时间的重要性……这段时间有五个月，我们一天也不能丢掉。总统说，他曾对格列奇科元帅说过：“你们希望尼克松总统重新当选，我像你们一样也希望如此，因为民主党人当了总统对我对你们都更加不幸，这是两个祸害中最轻的一个。但是重要的是在美国大选以后，我要有一种支持我的力量，如果我不掌握这种力量，形势就不可能起变化。”
格列奇科说，他将写信来，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会谈结束了，可是关于会谈情况连一个字也没有来。（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