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综述七四年西方世界文艺情况：《通过内心世界活动的发展》

【本刊讯】美《新闻周刊》一月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通过内心世界活动的发展》，摘要如下：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这是不说谁也都懂得的。而一九七四年艺术映照出的是一个受能源危机折磨以及受通货膨胀和衰退恶魔所困扰的世界的不安。世界性经济萧条的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在美其名为精简节约的情况下，艺术势必由于财政支持枯竭而受到影响。在一些国家里，国家机构已出来帮忙。即使是美国，在经济问题重压下，国会通过了一亿五千九百万美元创纪录的拨款给国家艺术和文学基金会。但是，艺术继续在繁荣。尽管艺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并未因时局日艰而发生根本改变，但在一九七四年，艺术的情绪、方向和主题却不是相同的。面临复杂困难的现在和捉摸不定的未来，全世界的艺术家及其赞助者力图用各种方法来应付。其一是思古，即缅怀罗曼蒂克化的自以为是比较纯朴的过去；其二是设法逃避，往往是以无聊的色欲和恐怖影片的形式。大大有希望的是重新强调个人而不是抽象的集体的价值、事业和重要性——从传记作品象洪水泛滥一样出现，从影片的集中于尘世的平凡陈腐主题，以及从许多建筑设计较为偏重优雅这些情况中可以多少看出来。受启示录幻想所苦恼的人显然竭力要保存自己，表现自己。为了说明这些不安及它们的表现，《新闻周刊》请它驻世界各地的记者写回了报告，下面就是他们的发现：造型艺术在许多评论家看来，一九七四年的特点似乎是，抽象派艺术在以先锋概念派为一方，以新老现实主义派为另一方的猛攻下退却。当然，先锋派仍如以前一样生气勃勃和五花八门。在两年一度的第八届巴黎青年艺展，“故事艺术”（ＳＴＯＲＹＡＲＴ）这类作品明显地占优势，这类作品常常强调语言和视觉感受的相互关系。同样地，在日本，注意力集中在饭田吉国的作品上，他是一个画家改行的雕刻家，他的不锈钢制的几何图形上常常饰以彩线，以表示字母笔划。另外一些时兴的概念派包括美国的“大地艺术家”迈克尔·海泽和西德的“身体艺术家”约瑟夫·博伊于斯，他旅美时抽出时间把自己同一条山狗锁在一间房里以表示所有生命形式的和睦相处。站在另一极端的是现实主义派。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对现代艺术进行的一次重要调查中，展出者表现出的是流行派风格的浅薄图解或照片——现实主义派技巧。美国最著名的现代现实主义派画家安德鲁·韦思因在东京和伦敦的画展观看人数多而深受称誉。对人形和造型表现的重感兴趣，部分地反映了怀旧的趋势，对美好的昔日——以及对昔时出色的艺术家——的怀念，在去年大量的怀旧作品中也是明显的。说明一九七四年人们的怀旧已到了什么程度的一个迹象是，在美国对“朴素”的美国民间艺术和十九世纪的法国的阿道夫·布格曼和美国自己的本杰明·韦斯特这样一些画家的沙龙艺术突然发生兴趣。然而，到一九七四年末时，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很明显地一起进入了艺术世界。虽然（美国）伯内特拍卖行是年拍卖总值（二亿一千六百万美元）比一九七三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一，但仍有明确无误的迹象表明是走下坡。电影美国仍主宰着一九七四年的国际影坛，在这个过程里，好莱坞赚了大钱。七四年头六个月电影观众比七三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据美国娱乐业的圣经《综艺日报》报道，单是在美国的映出票房收入可望达十六亿美元，是一九四六年收入十七亿美元以来最高的一年。电影业兴隆的原因很简单。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说，“在忧虑的时代，人们到影院去逃避他们的忧虑。”为了满足这种逃避现实者的需要，好莱坞推出的影片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灾难加恐怖影片。一九七四年，在这类影片中居首位的是《凌空地狱》、《地震》和《牺牲者》。就纯恐怖影片而论，没有比《祓魔师》再恐怖的了。它是七四年商业上最成功的影片。好莱坞为观众解愁的另一个手段是让人们回忆过去。这类影片还不能算是成功的、确有把握的秘方，如派拉蒙影片公司根据斯科特·菲茨杰拉尔德二十年代的名作《伟大的盖茨比》拍摄的影片所表明的。但是，总的来说，怀旧片证明是报答了票房的。文学鉴于纸张在这一年中涨价二倍，出版人削减了出版计划以备应付强烈的经济风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指望大部头作品的趋势，不管是故事性还是非故事性的作品。而对出版商说来幸运的是，一九七四年是大部头作品的一年。哪部作品都比不上俄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九一八——一九五六》一书那么浩瀚。这本书年初先在法国用俄文出版，以后被译成其它许多国文字出版。它是一部研究苏联劳动营和监狱系统的计划写七卷的作品的头两卷。二月份，这本书导致了索尔仁尼琴及其家人的被逐出他的祖国。苏联丧失的显然就是西方获得的。因此，索尔仁尼琴的书不论在西欧还是美国都是最畅销的书目。这也不奇怪，因为——首先——一九七四年是非故事性作品的年头。从大致的分类来讲，传记作品是最风行或受欢迎的。英国在丘吉尔诞辰百年之际大量出版了关于丘吉尔的作品及拜伦、画家奥古斯塔斯·约翰的传记和玛格丽特·德布拉的很受欢迎的关于小说家阿尔诺德·伯尼特的描写。法国发行了安德烈·马尔罗的回忆录的最新一章《拉扎尔》。美国则似乎是没完没了地源源不断出版各种各样人物——从托马斯·杰斐逊到一批黑手党头目——的传记。这一年还是骇人听闻的小说畅销年。英国小说家皮尔斯·保罗·里德在其最轰动的小说《活着：安第斯山脉幸存者的故事》中叙述了英雄事迹和食人者的故事。加拿大的内尔·莫斯特在他的《超级船》里提醒世人：超级大油船溢出的油污将在二十五年内杀死所有的海洋生物。彼得·本奇利在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说《鲨颚》——一种海洋生物即巨鲨——里描写这种鲨鱼吃掉在美丽的长岛海滨的海水浴者。虽然与非故事性作品相比起来，故事性作品较少，但还是有些精采作品。美国的菲利普·罗思的《我作为人的一生》无愧于某些评论家说的是他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小说。还有两部新的好小说描述了人类面临的政治危险。埃尔扎·莫朗蒂的《历史》表现了对新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复活的不安。在《卡塔琳娜·布卢姆的失贞》中，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勾画了一位妇女因受报纸诽谤伎俩的驱使成了杀人犯的悲剧。归根结蒂，尽管人们逃避现实和寻求廉价的刺激，但恰恰就是这种通过内心世界活动的发展说明了一九七四年艺术的精神和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