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报道：基辛格二十九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二十九日电】下面是基辛格国务卿四月二十九日记者招待会讲话记录（本刊有删节）：
内森：这次新闻发布会推迟到撤退工作完成以后举行，现在最后一架直升飞机已经起飞了。
现在请基辛格国务卿讲话，他将谈及过去几天事态发展的详细情况和回答你们的问题。
基辛格：当总统在国会讲话时，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使越南局势趋于稳定。
我们当时以及以前在国会的许多听证会上都表明，我们的目标是使局势得到最有控制的和最人道的解决，为了达到这些目标，需要按总统确定的方针办事。
我们的安排如下：我们谋求拯救仍然在越南的美国人的生命。我们设法拯救尽可能多的越南人。
我们的大使已经离开了，可以说，撤退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已成功地撤离了在南越的所有美国人。
我们成功地撤离了约五万五千名南越人。
就政府而言，我只能强调总统所说的意思，我们认为，目前不应互相指责，而应当医治创伤、研究我们的国际义务、记住世界的和平和进步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义务和信念、我们自己人民的和平和进步是同世界其他地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我将高兴地回答问题。
问：国务卿先生，几周以前你曾提到那些相信多米诺骨牌理论的人，我记不确切你讲的话了，不过你的主要意见是，嘲笑这种理论是容易的，但是人们有某种根据来支持这个理论。
既然这一章已经结束了，你能向我们谈谈你对泰国和这个地区或附近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安全的估计如何吗？
答：我认为，要作出最后的估计还为时过早。毫无问题，印度支那局势的结局将不仅在亚洲而且还在世界许多别的地区产生影响。
问：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你是否能告诉我们，或者比较详细地解释一下，我们曾通过各种中间人做了些什么事情来促成一项尽可能人道的政治解决，为什么这些努力看来已告失败？
答：我不同意关于这些努力已告失败这一前提，因为至少某些努力、特别是有关撤退工作的努力，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我不能详谈这一切细节，但是我们确实曾通过各种不同的中间人同河内和同临时革命政府打交道，我们当时是能够表示我们的看法和收到反应的。
问：国务卿先生，有许多关于美国向苏联人和中国人发出呼吁的消息。你今天能不能讲一讲，在撤退活动中，苏联人或中国人是否在这种外交活动中帮了忙？
答：我认为，在撤退活动中，我们从苏联方面得到了一些帮助。至于帮助的程度，我们将在研究来往文件时加以估计。
问：国务卿先生，展望未来，美国是否由于越南的经验而受到这样大的震动，以致它再也不会向一个盟国提供军事援助或经济援助了？我具体指的是以色列。
答：正象我几周以前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从这一经验中汲取的一个教训是，我们在承担义务时必须十分谨慎，不过对于我们已经承担的义务，我们应当严格履行。
我认为，这场战争的经验能使我们在承担义务时更成熟一些，在履行这些义务时具有更大的决心。因此我认为，关于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同以色列的关系，我们的朋友的敌人不应当从越南的经验中得出什么教训。
问：国务卿先生，在印度支那出现这样的形势之后正在出现一个新的亚洲。美国在承认它现有的义务和承担新的义务方面将采取什么样的先后次序？
答：我们必须估计印度支那对那个地区里我们的盟国和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对他们关于美国的看法的影响，我们也必须估计在一个不定的时期内美国可以负责地起什么作用，因为可以肯定，我们应该从印度支那的经验中得到的另外一个教训是，如果要使对外政策有效，它就必须能够保持数十年，如果它不能保持的话，就必须把它修改得可以保持下去。
总统已经重申我们同日本的联盟，我们同韩国的防御条约，当然，我们在菲律宾也有条约义务和重要的基地。我们即将同那个地区的其他许多国家进行磋商，其中包括印尼、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希望在同我们的朋友密切的磋商下确定一项适合目前情况的亚洲政策。
问：国务卿先生，是否欢迎阮文绍总统在这个国家谋求避难？美国有可能承认一个南越流亡政府吗？
答：如果阮文绍总统谋求在美国避难，那当然会接待他。美国不会承认一个南越流亡政府。
问：国务卿先生，你曾责怪苏联人和红色中国人背弃了巴黎和平协定的文字规定和精神。苏联显然曾通过它的广播鼓动共产党在葡萄牙接管政权。中国人已同北朝鲜签署一份联合公报。我的问题是，鉴于这些既违背缓和的文字规定也违背其精神的行为，为什么美国继续主张实行缓和；其次，我们是否将采取某种明显的行动，表明美国对于这两个共产党超级大国的行为感到不快呢？
答：首先，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同苏联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视的基础上的，不过有一些实际的原因说明要在某些有限的范畴进行合作。
关于苏联，他们和我们都拥有毁灭人类的能力。如何防止一场全面核战争的问题是某个美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以免产生将是无法弥补的后果。因此，始终存在一种共同的利益、确实也存在一种共同的义务来设法解决这个具体的问题。关于你提出的各点，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在于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要求苏联替我们完成我们的任务。另一方面，正如我以前指出的，当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对于导致打乱印度支那局势或者也许还打乱中东局势的那些行动的后果负责；这就是说，引进十之八九会被用于发动进攻的大规模军事装备的作法是一件我们不能无视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认为，要是把葡萄牙发生的事情归咎于苏联，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可能曾利用葡萄牙的局势，但是，尽管葡萄牙共产党在最近的选举中只得到百分之十二的选票，可是它却登上了舞台，不能把这一事实说成主要是苏联的阴谋造成的，而是由于更要复杂得多的原因造成的，而且也是由于具有同苏联的压力完全不同的根源的欧洲局势的演变造成的。
我们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即由于有一段缓和的时期而欺骗自己，认为一切竞争都消失了。
我们必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慎重行事，谋求在对等的基础上缓和紧张局势，和谋求设法建立一个较为稳定的世界。当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中的无论哪一个试图积极在对外政策方面施加压力的时候，一直是大力进行抵抗的，而且我们还要他们注意这个事实：助长国际冲突的作法肯定会导致缓和的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