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又在人民院谈论我西藏事务

【印新处新德里２７日电】尼赫鲁总理４月２７日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了讲话。又同意数千西藏
叛匪“遇难”
最近几天，我们接到的报告说，有相当多的、为数几千名西藏人最近越界进入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地区，此外约有几百人进入了不丹领土。他们要求避难，我们同意了。我们不能让这些难民无依无靠。这样做，除了出于人道考虑之外，也还要考虑到法律秩序的问题。
说与两个“声明”
草拟和准备无关承认就“译文”作了“安排”
就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来说，我们不能不采取充分的措施。这是为了安全着想，也是为了使得他们免于受到大批印度和外国记者的骚扰。因此事先派了一名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到提斯浦尔去，去应付聚集在这个阿萨姆邦小城的报界代表和摄影记者们。这位官员作了必要的行政上安排，来尽可能地满足新闻记者们要会见达赖喇嘛和替他摄影的愿望。达赖喇嘛在进入印度之后不久，就表示希望发表声明。我们后来得知，这个声明将在提斯浦尔发表。我们的官员为向报纸记者们分发声明译文一事作了安排。
鉴于某些不负责任的指责，我愿清楚说明，达赖喇嘛对于这项声明以及其后他在穆索里发表的较简短的声明完全负责。我们的官员与这两个声明的草拟或准备没有关系。硬说达赖去印“出于自愿”
我无需对人民院说，达赖喇嘛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进入印度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从未建议他来印度。我们自然曾考虑到他谋求在印度避难的可能性，因而当提出这样的请求时，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派了一名官员在邦迪拉迎接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并护送他们到穆索里。其所以选择这位官员，是因为他曾任驻拉萨总领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达赖喇嘛和他的官员所熟悉的。选择穆索里作达赖喇嘛的居留地是在了解了他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题望和在他同意之后才最后确定的。我们方面并不想对他施加任何不恰当的限制，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必须得作某种安排来防止任何不幸。应该记住，以达赖喇嘛离开拉萨进入印度为顶点的西藏各种事件在印度人民中间和世界报界中引起了极大的关切。对有人侮辱毛主席画像特别
感到遗憾
把扩张主义者的叫嚣说成是“偶尔失去节制”
这就是某些明显的事实，但是在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着可能有深远后果的严重发展。西藏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着悲剧，人们冲动了起来，发出了种种指责，并且使用了只会使局势更糟、使我们与我们北方邻国的关系恶化的语言。我相信，人民院会同意我的看法：在考虑这样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有节制和运用智慧，使用温和确切的语言。在现在的冷战时代中，有一种使用放纵的语言和常常提出毫无道理的粗野的指责的倾向。问题太严重了，不能以随便的或者激动的方式来处理。因此，我愿呼吁报刊和公众说话时要有节制。我感到很遗憾，我们这方面偶尔也有失去节制的时候。我特别感到遗憾的是，几天以前，有人对中国国家元首毛泽东主席的画像表现了严重的不礼貌。这是少数不负责任的人在孟买干的事。我们不能让自己在一阵激动当中被卷入错误的潮流中。攻击我使用“冷战的语言”
竟说班禅讲话
是“奇怪的言论”
向中国的领袖、报纸和人民发出任何类似的呼吁的事，不能由我来做。我所能说的只是，对于中国的负责人物对印度所作的评论和指责的语调，我感到非常难过。他们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语言。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以行为有度和彬彬有礼而著称的伟大国家，就尤其令人难过。对印度所作的指责是如此想入非非以致我觉得难以对待这些指责。有一种指责说我们劫持达赖喇嘛。中国当局肯定应当知道我们在这个国家中是如何行事的，我们的法律和宪法是如何的。即令我们有这样的意向，我们也无法违背达赖喇嘛的意志而对他实行某种拘留，而且根本不存在，我们想这样做的问题。我们这样做，不可能有任何好处，而只有招来困难问题。不管怎样，这个问题是能够容易地澄清的。达赖喇嘛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西藏或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去。由于班禅喇嘛特别发表了某些奇怪的言论，我已经声明，我们欢迎他到印度来亲自会见达赖喇嘛。
承认英帝对西藏
实行扩张政策说印度对西藏“没有”野心
还提出了另一个甚至更奇怪的关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说法，据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是英国的帝国主义和扩张的传统的继承者。说英国的政策是对西藏实行扩张的政策，而且他们在本世纪早期以武力来执行这种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按我们的意见，这是无端的、残酷的冒险，它给西藏人带来了很大的损害。由于这种冒险的结果，当时印度的英国政府在西藏建立了某些治外法权。当印度独立时，我们继承了这些权利中的一些。由于我们是完全反对在另一个国家拥有任何这种权利的，我们不希望保持这种权利。在中国军队进入西藏以后不久，就提出了这些治外法权的问题，而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同意放弃这些权利。我们制定了潘查希拉五原则，把我们同西藏地区的关系放在新的基础之上。我们非常关切的是维护印度和西藏之间在香客往来和贸易方面的传统联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后来有关西藏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我们的政策，印度在西藏没有政治的或不可告人的野心。硬说我指责“没有根据”
和“不适当”因此，竟然提出这种既不适当又完全没有根据的指责，这是使我们感到深为遗憾和惊讶的事。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转达了这种深刻的遗憾情绪，特别是对最近在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届会议上的发言的深刻遗憾情绪。
歪曲西藏叛乱真相
胡说叛乱的基础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以前已经表明，关于噶伦堡是西藏叛乱中必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康巴叛变是三年多以前在中国本部靠近西藏的地区发生的。难道要噶伦堡对此负责吗？
如果说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
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毫无疑问，既得利益集团参加了暴乱，并且企图从中得利。试图用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来解释情况，是枉然的。说印度“有些人”
企图从中渔利
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质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主要是一种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它的产生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错，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当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继续歪曲所谓“达赖声明”真相
正如我在上面所讲的那样，三天前我在穆索里同达赖喇嘛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向我谈到了他不得不面临的困难，他的人民对于那里的情况的日益增长的愤懑，谈到他如何设法压制这种愤懑情绪，谈到他认为对他来说比生命还重要的佛教正在受到威胁的想法。当我和达赖喇嘛会谈时，他的随行人员一个也没有在场。连译员也是我们自己的。达赖喇嘛告诉我，先前发表的两个声明完全是他自己发表的。不存在任何人强迫他发表的问题。（小标题是本刊加的并作了若干删节——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