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一九六八年：在飓风中心部的平静区》

我现在要说几句，这不是一部描写英雄好汉的故事。而只是我们在那里的每个人在整个这件事情的某个阶段大声疾呼的情况。我们中间有些人已经在布拉格经历了一番神经上的紧张。现在，我们都来到了莫斯科。当他们把原来的俄文草案发给我们每个人时，我们一个个都气昏了。至于我，在我们拿到草案之前，我就气昏了，但我竭力克制自己。待拿到草案时，我又气昏了。我们大家都是这样。
当时乱糟糟的。我们杜布切克一帮人在忙于草拟我们自己的议定书。同斯沃博达一起来的一些同志一直来回奔忙。克里格尔根本没有在场。（克里格尔是最勇敢和直率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之一。俄国人最恨他。三周前，勃列日涅夫大骂他是一个“肮脏的犹太人”。）
他们把他载到了一个警察分局，而不是政府大厦。他们要我把议定书交给他签名。他平静地一页一页翻着看。他说：“我不签。”我们回到了会议室，克里格尔未回。有人建议叫他到会议室来，苏联人同意了。他们把克里格尔带来了。他坐下来，又看了一遍，说，“我不签”。并对他们说明为什么不签的原因。
接着他和斯沃博达之间来了一场非常不愉快的争论。斯沃博达同志对他的态度有点傲慢，好象克里格尔是一个低级士兵一样。当时情况尴尬。克里格尔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他不得不表示反对，他温和地要求斯沃博达不要对他大喊大叫，他不是一个小孩。斯沃博达叫喊说，他有责任，国内尸体成堆。毫无结果。克里格尔就是拒绝签名。情况就是这样。
那天晚上，最后会谈开始了。杜布切克在场。在这之前，他一直躺在邻室，由我们的医生照管。他心脏病发作，情况严重。（杜布切克是被单独带到莫斯科去的，无论如何，他受到的对待比同志们受到的对待坏得多。）他在浴室里昏倒了，头碰在澡盆上，所以额上有条疤。关于这件事传说很多。我们经常探望他，同他讨论每一件事情，但是会谈是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
勃列日涅夫在最后一轮会谈中首先发言；杜布切克作了回答；切尔尼克插嘴了；看来好象会谈要破裂。接着，斯沃博达说，这样是会毫无结果的。我们不要互相责备，应该逐字逐句地研究议定书。他暗示，一切都会好转，当苏军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时，人们会向他们扔鲜花。
在我们签名以前，我问我们的司法部长库切拉，我们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名义签订议定书（如果有任何法律根据的话），我们这样做是否正当。他的回答含含糊糊。结果，我们每人都说，“我签”或者“我不签”，今天我说不上谁抵制得最长。谁也不非常热心。我清楚知道这是命运攸关的一步。我不完全有把握我是否做对了。当然，我遵守我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从莫斯科回国后发表讲话说，有朝一日历史将作出判断：我们做对了，还是出卖了祖国。我不知道。（事实上，这些签名有效地使入侵合法化了，是对苏联人作的许多小小的让步中的第一个让步。苏联人在一年内撤换了所有的改革派，把“布拉格之春”完全毁掉了。）
当会谈结束，议定书签订时，离启程还有两三小时。他们告诉我们，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和日夫科夫等同志（东德、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在隔壁的休息室里等着我们；他们要向我们致敬，干杯。我说：“去告诉他们，我们连看都不想看他们，更不用说同他们共饮白兰地了。我们不去。”
接着谈谈我们如何返回布拉格的问题。克里格尔没有同我们在一起。他拒绝签名后，被带到了某个地方。
他们解释为什么要留他在那里，说我们回去会碰到困难，因为我们签了名，他将充当英雄。
我们说，那是我们的事情，但是克里格尔不走，我们也不走。于是，他们进行了磋商，然后回来对我们说：“可以，我们把他交给你们。”
当我们到达机场时，苏联代表比我们先到那里，一位同志说：“你们的那个克里格尔已在飞机上了。”
有一个使馆人员同我们在一起，我对他说：“到那架飞机里去看看。”飞机离候机大楼约有三十米远。那个同志去看了一下回来说：“在，克里格尔同志在里面。”
事情的全部经过到此结束，我们起飞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