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年与妇女解放

一九七五年是联合国的妇女年。这是它在一九七四年定为人口年之后，准备进行的一项大规模活动。
今年六月，将有一个国际妇女大会在墨西哥城举行。联合国已经特别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进行筹备。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亚洲妇女，她是伊朗国王的妹妹，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什芙拉公主。
伊什芙拉公主在筹备委员会中的头衔，现在被称为Ｃｈａｉｒｐｅｏｐｌｅ（主席），代替了原有的Ｃｈｈａｉｒｍａｎ这个字。照这样看来，在有关国际妇女大会的英文文件里，还会有更多的新字出现，而所有用ｍａｎ（男人）组成的字，都要退避三舍，甚至遭到永不录用的处分。
在“女权运动”冲击下，英文中一些用男人表现人类全体的字汇，使用逐渐转少，目前成了一种趋向。例如Ｍａｎｋｉｎｄ（人类）改用Ｐｅｏｐｌｅ，Ｍａｎｐｏｗｅｒ（人力）改用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等等。已经有人指出，单是在文字上的变化追求女权运动，这个方向值得三思。在中国的文字中，从“他”字衍化出一个“她”字，早已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而中国妇女地位真正获得提高，却只是近二十几年的事，这便是很好的例证。
据联合国统计，在一九七○年时，在家庭以外进行劳动的妇女占全世界劳动的百分之三十四，这个比例数字在七十年代的十年中，还会有较大的增长。
话虽如此，这统计数字中还隐藏着两项特点。第一是妇女在社会工作中所能获得的职位较低，第二则是她们除了社会工作之外，还负担着比男人繁重的家务工作。
一位名叫艾丽莎白·庞德的美国妇女，在日本进行过一次调查，把结果发表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她所提出的几个数字如下：
在全国五万四千九百名医生中，只有四千五百人是妇女。
在五千一百名检察官和法官中，只有一百九十五名妇女。
在二万五千名教授中，只有七百名妇女。
在调查当时的四百九十一名众议院议员中，只有七名妇女，在二百五十名参议员中只有十八名妇女，在二万七千名县议员中只有二十六名妇女。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美国的情况会稍好一些。但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在六十年代后期，反对越战运动、学生运动转趋炽热时，妇女解放运动也更加受人注意。妇女高呼“同工同酬”，“设立托儿所”等口号在街上游行，女学生抗议在社会上求职和申请入医学院受到歧视，大学校园和城市都出现了“妇女小组”。这些事情说明，她们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在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脱身的现象同样严重。
联合国的报告提出，目前已有一百二十四个国家的妇女获得选举权，只有五个国家还没走上这一步。言下之意，对于这五个国家的“落后现象”，深感惋惜。然而，人们应该认识到，正象现在有些国家在表面上获得独立而实际上并未获得独立一样，获得选举权的妇女并未获得真正解放的例子，也是所在多有。
明年，美国就要庆祝开国二百年了。可是在十九世纪初期，美国妇女不仅没有公民权，连拥有财产的权利也没有。后来经过逐步的斗争，先是争到了已婚妇女财产权，后来又争取到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到了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妇女运动就转为争取选举权。这场斗争一直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一直拖到一九二○年，美国国会才正式通过有关法案。因此，要说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也不过是五十年历史而已。
选举权有了，可是妇女地位的情况真正如何呢？在一个纸醉金迷的国家里，实质上仍然是男尊女卑。
近些年来，有许多美国妇女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喊着争取和平口号的本国政府，总是在外国进行武力侵略；同样的，为什么在这个国度里，多少年谈的是“一切人生来平等”，而男女却是总不能平等？这些妇女开始认识到，妇女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它与许多方面存在着联系。目前，美国出现了许多新的妇女组织，从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各方面来分析妇女问题，同别的运动携手并进。这些组织在妇女年的一九七五年中会有更多的进展。
中国代表李素文在出席去年一月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说，“占人类一半的妇女，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她们的解放应当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是当前需要解决的课题。”
李素文在最近举行的四届人大中，当选为副委员长。四届人大的二千八百余名代表，妇女占百分之二十二以上；四名妇女担任副总理和副委员长；全国医务工作者有一半以上是妇女；北京市女干部占三成七。无论是在中央和地方，中国的妇女都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这是外国客人在参观时异口同声表示赞扬的事实。相信在今年六月的国际妇女大会中，已经真正站立起来的中国妇女代表会有更精辟的观点和更丰富的经验，向全世界百余国妇女提出介绍。（原载三月八日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