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文章：《美国两面应付、棘手的台湾问题》

【本刊讯】美国《新共和》杂志三月一日一期刊登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两面应付、棘手的台湾问题》，摘要如下：
同台湾的未确定的前途有关的至少有三个利益集团，美国是其中之一。我们目前的政策依据的方案是一九七二年二月的尼克松一周上海公报，其中规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前途应当由中国人确定（而不是通过我们的干涉来确定）。北京一华盛顿和解的基础是不得有两个中国。然而在这个范围以内，我们仍然维持一九五四年的华盛顿—台北安全条约，设在华盛顿的国民党大使馆仍然悬挂中华民国国旗，而北京的联络处越来越起一种象是一个事实上的大使馆的作用。我们的政策是两面应付。
由于目前的权宜办法到头来可望让位于一种新局面，我们现在就应当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把牵涉到的各种利益弄清楚。这些利益是不能永远不予理会的，也是不容易加以协调的。总之，台湾问题是福特和基辛格的旅行袋里的一颗烈性炸弹。在今年以内，总统要访问北京。台湾问题将列入议程。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定时炸弹。
福特先生怎样从这两块都是无法抵抗的、也是无法移动的磨石之间脱身呢？我们怎样摆脱潜伏着的、仍然没有结束的中国内战呢？
现在在一切方面之间求得妥协的时机是再好不过了。实现某种妥协是可能的，因为对每一方来说，基本利益都有了一点变化。人们可以揣测这些基本利益有这样一些不同：
北京希望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得到国际的承认：因而在华盛顿或者其他地方都不再有国民党的大使馆。对台湾的行政控制的重要性较小。台湾政权对自己的称呼的重要性较小。这些问题可以留待将来解决。
台北希望保持对台湾的行政控制：因而实行地方自治，不受北京的影响。国际上的法律地位的重要性较小——只要台湾的国际贸易能继续下去。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的重要性较小——只要台湾能不被大陆用武力接管。
华盛顿希望中国地区保持稳定，并同它的一切部分接触（并保持正常关系）。台湾—美国安全条约不如中国地区保持稳定重要，中国地区保持稳定意味着在北京和台北之间不使用武力，这也许可以由另外某个文件或安排加以保证。在台湾设领事馆不如那里的美国人继续进行正常的接触重要。
虽然有关方面无疑能更完善地说明这些利益，这些利益似乎不是完全不相容的。这些利益能通过谈判加以协调吗？
有一个会引起僵局的问题。北京的主权的原则就其性质来说是不能谈判的。人民共和国甚至不能在任何正式的意义上同台北谈判。不能指望革命的外交部长拿革命的主权进行交易。因此美国不能进行正式的调停，因为这样做只会显得象是重新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台北就其目前的状况来说是一个拥有正在发展的经济基础的起作用的政权。为什么要放弃它称为一个政府的权利，或把它的驻华盛顿大使馆降低为一个贸易使团呢？
在正式场合，每一方看来都陷于一种僵持局面，硬要采取一种立场，不管这种立场看起来是多么不现实。
可以提出两种方案：（一）华盛顿和台北都应当承认，时间对北京有利，不仅北京这样看，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简单的理由是，台湾离上海比离旧金山近。因此可以估计北京会稳坐以待。
（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单方面的声明作出一种安排，每一方都说明它的利益，以应有的尊严维持它的立场，明智地坚持它的原则并让其他各方了解它的轻重缓急次序。既然实际情况是所涉及到的根本利益不是真正不相容的，这种情况就应当显示出来让大家都看到。尼克松—周恩来公报毕竟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成就，因为它明确地包含了一项协议，规定双方在台湾的目前地位问题上可以持不同意见。
对于这种前进的步骤来说必不可少的是各方都表明自己的观点。可不可以由白宫发表这样一项声明（甚至总统和国会发表一项联合声明）：“鉴于北京把它同台湾的关系看成是一个不以武力加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一九五四年的安全条约将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而予以放弃，但是美国将继续认为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同美国有切身利害关系。”换句话说，华盛顿也许可以宣布，它所承担的保卫台湾免遭武力接管的义务将保持下去，但是其表现形式将加以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福特先生必须在他的公事包里带着某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