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能否自我改造

说没有深刻的政治变革，真正的经济改革便不可能实现；中国的试验表明，那种关于共产主义政权注定效率低的论点似乎应被推翻
【法国《费加罗报》３月２６—２７日（合刊）文章】题：莫斯科—北京，共同之处（作者里尔大学教授热拉尔·迪歇纳）
阿穆尔河的这边是真理，那边是谬误。这是近１／４个世纪以来，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则。改革和现代化使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上个月，在米歇尔勒萨热和玛丽—克莱尔贝热尔的主持下，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和苏联问题专家聚会在巴黎第一大学，对苏联和中国的试验进行了对比分析。尽管相隔８年（中国在１９７８年开始改革，苏联在１９８６年开始改革），尽管两国间的发展水平不同，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在掌权时都遇到了十分相似的问题：经济效率低，党的机构同改革相抵触，在国际上处于孤立。而苏联的改革同中国十多年来进行的改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苏联的改革计划中至少可以看到这一点。
然而，苏中对比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自我改造的问题。大部分苏联问题专家，至少是法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一致认为，没有深刻的政治结构的变革，要实现真正的经济改革是不可能的，而且似乎是极不可能的。
“匈牙利模式”长期以来只是一个橱窗。自从近两年发生困难以来，匈牙利模式变成了一个反面模式。邓小平的试验又是怎样同这种理论结合起来的呢？是否能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深刻的经济改革后也发生了变化呢？或者说，不管经济改革如何，是否政治制度依然如故？赌注是很大的。从中国的试验来看，那种关于共产主义政权注定效率低的论点似乎应该被推翻。一些真正的、深刻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增长。而这是许多苏联人梦寐以求的。尽管人们就“民主化”（“公开性”的中国说法）发表过长篇大论，但政治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可以认为，在对西方资本开放方面，前景仍然是不很乐观的。同中国和苏联做买卖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
然而，正如农业的非集体化在几年之后使城市私营部门得到发展一样，城市私营部门的发展也将会为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开放铺平道路。断定苏联将会走这一步，肯定还为时尚早，但是，至少目前应该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