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共产主义问题》文章：《卡达尔的奥秘》（二）

新经济体制政治虽然经济改革是在一九六八年一月正式提出的，但早在一九五七年初就设想这种改革了。
在六十年代初，采取新经济体制之前，明显的激烈斗争并不是单单就经济管理和先后次序问题进行的。这种斗争相当于是在党的最高阶层内部进行的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峙。
所以采取新经济体制，因为领导集团中大多数人当时认识到：一、从粗放的发展过度到密集的发展需要一种不那么集中化的和一般是比较灵活的经济结构，二、要取得经济进展需要把过去的一些政治假设和考虑搁置起来，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政治风险。换言之，领导集团知道，在实行经济改革之后，集中化的一党统治可能受到挑战。党相信它是能够对付这种挑战的，因此它选择了这样一项经济政策，这种政策过去大大背离，今天仍然大大背离东欧的苏联式经济管理方式，从而引起了争议。
正当政治制度在对小资产阶级心理状态——即所谓“捞钱”展开无情的斗争时，这种经济制度促进了一种个人物质刺激计划。虽然新经济体制给予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的非党专家以很多的物质刺激，但是政治制度同时声称它是为工业无产阶级采取行动的，而工业无产阶级是迄今从经济改革获得好处最少的一个阶级。
工人反对派特别是自从一九七二年以来，领导集团中分成了两派。一派仍然致力于经济改革并准备接受这种改革的基本上是不平等的特点，一派企图消除过分的非集中化和收入差别。
过去两年的情况表明，改革的动力在衰退。特别是自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中央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以来，可以看到，新经济体制的原则在慢慢地不断地削弱。例如，一九七二年，党决定把国家的六个最大的工业公司再次置于国家的保护下，这强烈表明，情况在倒退。
批评改革的人利用新经济体制的反平等的倾向，指出，无产阶级参与政治进程和国家文化生活的程度实际上是减退了。自从六十年代改变了大学和高等学校的入学标准，使得才能而不是阶级根源成为决定性的考虑因素以来，社会向上变动的动力几乎停止了。以前可以优先入学的工农子女发现很难通过入学考试并受到高等教育（在工业城市布达佩斯，今天，百分之六十九的高等学校学生是知识分子、经理人员和白领职工的子女，这些人是城市中产阶级的成员）。
此外，还有一个紧迫的工资差别问题。匈牙利的工资收入者的平均工资仍然是一月不到八十五美元，收入最少的和养老金领取者只有三十美元，而收入高的多达三百美元。当用福林（匈币——本刊注）买基本必需品时，福林的购买力比较高，而用福林购买大部分消费品时，福林的购买力就比较低。因此高薪阶层往往可以省下足够的钱来拥有一辆小汽车，去西方旅行或者购买湖滨别墅。拿平均收入或拿低于平均收入的人们只能观看新的繁荣，并对卡达尔的“土豆烧牛肉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优惠表示怀疑。在一九七三年秋季举行的工会会议上，党的经济专家，政治局委员涅尔什·雷热受到了如此激烈的批评，以致他不得不对新经济体制采取守势，并答应在不久的将来在工业无产阶级中间再次增加工资。
除了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反平均主义的特点以外，使批评者们最感头痛的是，新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在政治上不可取的心理气候。自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国内每家报纸、周刊和月刊里都充满了关于所谓小资产阶级心理状态的影响。与其说，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辩论，不如说，这是在谴责这个政权自己的政策在助长的那种态度。毕竟，象目前那样，经济改革有赖于个人刺激，那么“捞钱”有什么不对呢？（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