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官僚主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南斯拉夫《政治报》４月２日文章】题：不同的改革，相同的官僚主义（作者德·兰契奇）
中国宣布要从中央国家机构精简一万人，就是说，每５人中就有一人要离开自己的行政机构。苏联计划在１９９０年以前将各部委的就业人数减少５０％，让多余的官员去从事生产。波兰把在国家机构工作的官员减少了１／３（约４０００人）。保加利亚决定把减少机关人员作为在所有社会部门下放权力的第一个条件。匈牙利在去年年底改组了政府并减少了部委的数量。
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条件各不相同，但是官僚主义的危险却处处相同。戈尔巴乔夫不久前讲过：“‘如果官僚主义再次出来阻止业已开始的改革，对国家将是一次破坏。”
对中国领袖邓小平来说，官僚主义是一种笼罩在所有生活领域中的瘟疫。它表现为滥用职权，墨守成规，夸夸其谈，言过其实，文山会海，专制主义，腐败堕落等等。
所有视官僚主义为改革的障碍的人都认为，对于精简国家机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尽管实行改革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精简国家机构的情况不同，但是它们都把这作为体制改革的一部分。首先是党的职权和国家的职权分开，然后是注意提高国家行政机构本身的效率。还有的国家致力于缩小政府机构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权限，同时提高企业的自主权。中国最近正实行这种作法，而南斯拉夫早在５０年代就这样做了。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进程：精简、调离和解聘多余的人员。这是最困难的工作，因为这实际上是要求已习惯了特权和社会保护的官僚主义自我取缔。多余的官员离开了政府办公室，但是却转而进入了各种代理机构，很少有人到经济部门去，到劳动介绍所去的人就更少了。这样，精简人员的计划从形式上是能得以实现的，尽管不能保证行政机构将因此而提高效率。
在进行改革的大多数国家里，人们越来越明确认识到，真正的非官僚主义化过程一定要涉及到执政党自己。这种认识通过努力降低党在生产中的作用而体现出来。匈牙利的理论家们指出，党如果给自己背上了过重的包袱，就无暇顾及自己的基本作用——指导社会，从而不必要地为所有的过错而受到指责。还有人干脆预言，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进行经济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同党本身的改革分不开的。众所周知，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