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虫害宣战（二）

美国农业部１９９３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了虫害综合治理的定义已发生多大的变化。这项研究涉及的作物的覆盖面积约占美国耕地的１／３。从最低限度上说，如果水果、干果和蔬菜种植者的杀虫剂使用标准牵涉到计算经济临界点（即实际上什么时候喷农药是合算的）和监测的话，那么他们就被归于实行虫害综合管理的人。这项研究采用这些办法作为基本定义，从而使杀虫剂在衡量虫害综合治理中处于中心地位。事实上，根据这项研究，这些采用虫害综合治理方法（但不是杀虫剂）的这些作物种植者都没有被视为虫害综合治理的实践者。虫害综合治理的自我检验
虫害综合治理迄今取得的最大的成功之一是始于８０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经验，这一成功证实虫害综合治理无论是作为一种生态保护计划还是作为一种社会计划都是可行的。１９８６年，印度尼西亚实现水稻生产自给自足这个长期目标后两年，稻田几乎被稻褐飞虱蚕食殆尽。稻褐飞虱最初是一种次要的害虫，７０年代这种害虫的天敌被杀虫剂消灭殆尽后，它使印度尼西亚的水稻生产损失１０多亿美元。如今它又大举卷土重来了：一年之内，它就摧毁了足以供３００万人食用的水稻。由于杀虫剂和抗病虫害作物品种已经失去作用，印度尼西亚政府被迫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印度尼西亚选择了虫害综合治理，并成为第一个在广泛基础上实施虫害综合治理的国家。
印度尼西亚政策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保证了虫害综合治理是强有力的，也是有生态基础的。首先，杀虫剂被降为次要地位，其中５７种杀虫剂被禁止用于水稻，杀虫剂补贴也被取消了，每年为政府节省１．２亿美元。尽管这些被禁用的化学品仍可以在其他作物上使用，并且没有参加虫害综合治理计划的水稻种植者仍可以暗地使用被禁用的杀虫剂，但是这项政策表明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决心实行保护生态的虫害综合治理。
此外，严格地说，这项新政策牢牢扎根于全面的参与式农民培训活动。２０多万农民在印度尼西亚农田学校参加了为期１０至１２个星期的培训课。这种有基层群众基础的方法使这项计划与其前身截然不同。例如，尼加拉瓜的虫害综合治理计划是以培训技术人员而不是培训农民为重点的；政府预算削减后，技术人员被解散，这项计划也就以失败而告终。此外，印度尼西亚的农民培训工作也是一种大学培训。指导老师放弃自上而下的正规教育方法，围绕农民的实际经验开展培训。由于许多指导老师自己并不是农民，因此他们渴望耕种一小块地，直接了解印度尼西亚水稻种植遇到的难题。这种非传统的教育方法对于在印度尼西亚成功推广虫害综合治理是至关重要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