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放弃原则

【本报讯】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３月１３日刊登列宁格勒大学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给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题：我不能放弃原则，摘要如下：
我反复读过不少轰动一时的文章。除了教人迷失方向，“揭露３０年代苏联的反革命”，说斯大林对法西斯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负有“罪责”外，这些文章能告诉青年什么呢？
就拿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中的地位问题来说。全力以赴地批判抨击正是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关系到历史个人本身，不如说是关系到整个极其复杂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同整整一代苏联人的前所未有的功勋联系在一起，他们今天逐渐离开积极的劳动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也被强装入“个人迷信”的提法中去，而这三大运动曾把我国推入世界大国行列。所有这一切都被怀疑。我同全体苏联人一样，对３０至４０年代由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的过错而发生的大规模镇压表示义愤填膺。但是，理智坚决反对把互相对立的事件都涂上一种色彩，现在某些机关报刊已经开始这样做。
我们同青年进行了长时间坦率的谈话，从中得出了下列结论：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我国当时的领袖人物发动进攻不仅有其政治原因、意识形态原因和道德原因，而且还有其社会原因。试图扩大这种进攻规模的人大有人在，而且不仅仅是在国外。除了早已选定“反斯大林主义”这个民主口号的西方职业反共分子外，还有被十月革命推翻的各阶级的后代，他们之中远非所有的人都能忘掉自己前辈遭受的物质损失和社会损失。我丝毫也不怀疑：到今天为止，在评价斯大林活动的问题上，１９５６年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以及中央总书记在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７０周年时所作的报告仍然是我们的科学指南。
不久以前，我的一个女大学生直言不讳的态度使我不知所措，她说什么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都是过时的概念。只她一人这样说还罢了。
我认为，目前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社会的哪个阶级或阶层是改革的领导和动员力量？
第一个是表现得最为深广的意识形态潮流，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已经显露出来，这一潮流追求某种左倾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仿佛这才是表达脱离阶级积垢的最正确、最纯洁的人道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用“个人的自身价值”来对抗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而这种“个人的自身价值”具有文化方面的现代主义的探索，寻神派的倾向，专家治国论的偶像，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宣传，在资本主义现实的和虚伪的成就面前进行奉承。正是“左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正在形成伪造社会主义历史的倾向。他们硬要我们相信我国过去的实际情况只有错误和罪行，同时却对过去和现在的成就闭口不谈。
目前在国内进行讨论的主要根本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就是说包括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当然，由此也可以得出有关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各种理论和实际结论。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的精神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是从社会历史世界观这个关键性问题中派生出来的。
正如所想象的，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今天表现得非常尖锐。
一些目光短浅的文章的作者在道德和精神“净化”的庇护下把科学意识形态的界限和标准搞模糊了，利用公开性，散布非社会主义的多元论，而这一切在客观上妨碍了社会意识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