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报道《享有特权的苏联人》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六月二十二日刊登罗·觊泽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报道，标题为《享有特权的苏联人：一种不同的、更为舒适的生活方式》，摘要如下：
在苏联，有一群人的生活方式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群人就是享有特权的一小撮高级官员、科学家和艺术家。
对那些最上层的人来说，不必排长队，不必行贿和付小费，不会受低级官员的干扰，不住过分拥挤的住房，不缺乏消费品。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在俄国，这些人就是“纳恰尔斯特沃”，这个字眼具有讽刺味道，照字面上的思想就是指“当局”，但是真正的意思更多的是指“大人物”。
一个工人悲哀地望着一辆长长的、漆黑的轿车在莫斯科的库图佐夫大街中间疾驶而过。他说道：“纳恰尔斯特沃从来也不知道我们其余人是怎么生活的。”汽车里坐着苏联最重要的公民之一，汽车把他载往他在乌斯宾斯基路的一座宽敞的别墅里去。
格拉诺夫斯科沃大街上常常停着一长串海鸥牌和伏尔加牌黑色轿车。全都配备司机驾驶，它们是纳恰尔斯特沃坐的汽车。他们来到位于这条大街的一个专门的百货公司买东西。这家百货公司设在一座大楼里，大楼门前的牌子上写着“特别通行证机关”。
这家百货公司出售食品。这些顾客拿着包装奇妙的大包小包食品钻进了他们的汽车。
在首都各地散布着为特殊人物服务的其他专门机构。在《华盛顿邮报》莫斯科分社正对面，有一家为苏联政府——部长会议高级官员开设的裁缝店。
他们可在那里定做服装（或为他们的夫人定做一件大衣）。这家店里的裁缝要比大多数裁缝高明，里面出售的料子也是人民群众买不到的。
今天，特权制度是苏联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制度就是严格的等级制度。所有的人中最有特权的就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他们的薪金多少，别人不知道，但这很可能是毫无关连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取决于特权，而不是取决于收入。
在他们下面，开始按次序排列。到底谁占优先地位，公众不知道，但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府各部部长在最上面。最高苏维埃或议会的官员也是如此。
特权并不只有最上层的人享有。数以千计的官员都可以享受到——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莫斯科几十个政府部门的重要官僚，高级科学家和演员，州的党官员和其他许多人。
各个等级的特权略有差别。享有特权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地位越高，待遇越好。一位副部长最近向一个外国熟人骄傲地谈到他的新的公寓住所——显然是一种特权。但是他接下去说，他的妻子很恼火，因为他们住了三个月还没有安装电话。
在某些机构——保安警察可能是最好的例子，不仅仅最高级官员，几乎所有的雇员都享有特权。
象在莫斯科一样，各州首府也设有特权制。据亚美尼亚的一位科学家说，当地的一家“不开放的配给商店”在大节日的前夕按照配给证出售特殊商品。譬如，一位党的高级官员得到的一张配给证可能使他有权想买多少鱼子酱就买多少（价格适中），而一个较低级的官员的证件，只允许他买三百克鱼子酱。
一个州党委第一书记可以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授予别人各种特权。例如，他控制着私人汽车的分配，他想给谁就可给谁。一个州的记者说，他发表了一篇当地的第一书记认为是奉承的文章，他不久就得到了买一辆俄制菲亚特牌汽车的机会。
地方官员可从莫斯科得到新的外国影片的拷贝，这些影片是不公演的。邀请谁来观看这种禁映片是由地方官员来决定的。
（据莫斯科的放映员说，这些影片在高级官员的别墅里的放映室内放映。）
有的人年纪轻轻就享有特权了。在最近举行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选出的代表和客人被邀请到一家专门的服装店，他们在那里可以买到时兴的西方服装，这是苏联社会中人们渴望得到的表明地位的象征之一。
使外国观察家感到震惊的是，他可以发现特权制的各种细微末节。一个鼓吹平等思想的社会竟然鼓励阶级特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令人难堪的，但是特权制并不是国家的什么机密。人人都知道一些关于特权的情况。莫斯科的知识界成员知道不少。国家并没有作特殊的努力掩盖真相，甚至也没有把专门商店设在考虑周到的地方。
如果特权制保持秘密，也许它就起不了适当的作用。纳恰尔斯特沃可能希望人们知道，凡是为保卫和促进苏维埃政权而出力最多的人就可得到好处。特权制的最惊人的方面就是它的渗透性。
特权阶级可以通过俄国人称谓的特别“渠道”得到他们需要的几乎一切东西，从一所避暑别墅直到一张火车票，应有尽有。（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二版）
至于食品，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向他们的专门商店每月一律支付五十到七十卢布的一笔钱。然后他们需要拿多少食品就可以拿多少食品，包括鱼子酱、切得很好的肉，和普通商店里买不到的其他许多食品。这家商店只向最高级的官员开放。另外一些人可以到稍次的专门商店里去购物，这种商店以比较商业化的方式出售稀有食品。据说，有一家这样的商店设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第一食品店的地下室内。
特权阶级还配到最好的住房。一个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能在莫斯科市中心一所宏伟而古老的建筑物里得到五间或六间高敞的房间。
或者，像柯西金总理和至少另外六个人那样，他可能住在列宁山山顶上俯瞰莫斯科全市的一所巨大现代化的公寓住所里，这种住房是专门为纳恰尔斯特沃建造的。
对特权阶级来说，乡村里的住房似乎比莫斯科的公寓住所更为重要。在莫斯科以东的茹科瓦村、鲍尔维哈村和乌斯宾斯科村都分布着要人的巨大别墅——用砖或木料造的两层楼房屋，外面有宽敞的场地，四周围以高高的篱笆。这些村庄中的汽车道和小路上经常挂着欧洲式的“禁止入内”的牌子——红盘上一块白砖。
政治局委员在这个地区都有别墅，在更僻远的地区还有官邸。据说，有许多委员拥有打腊小屋。大多数，很可能，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在黑海海滩上还有别墅。较低级的官员也享有这种好处。
服装是在专门商店里买的，由专门的裁缝裁制。戏票、火车票、飞机票也都是在专门的票房出售。看病在专门的诊疗所和医院里看。据说，莫斯科郊区鲁勃利奥夫斯科埃公路上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是全国最好的医院。它里面的药品和设备是普通医院里从来见不到的。
硬通货商店是一个赐予特权的途径。这些商店叫做“白桦树”商店，它们接受代表硬通货的票券。凡有亲戚在国外并从国外得到汇款者可获得这种票券，而不是现金。
在苏联驻国外的使馆工作的外交官被鼓励把他的一些薪金换成票券。
白桦树商店有明显的标记。在莫斯科有七家这样的商店。用这种票券可以买到食品、服装、家具和器皿。每天，有许多普通老百姓偶然闯到这种商店想走进去。每家白桦树商店门口都有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把门，禁止没有票券的人入内。
白桦树商店里现在挤满了苏联的顾客。并不是所有的顾客都从国外得到硬通货。
某些机关用票券支付他们的职工，即便他们是在莫斯科工作。在苏联新闻社工作的一个年轻记者向一个外国朋友吹嘘说，他经常分到一些票券。
一个美国外交官有一次在硬通货自动售货市场购买食品碰到了一个苏联保安人员，此人常常被委派来尾随这个外交官。
并不是所有的特权都表现于可以进入专门的商店和专门的住房。苏联社会中少数特权分子享有的某些好处并不那么具体。这些好处还牵涉到人们对当权派的唯唯诺诺。这一点象在沙皇俄国一贯的那样，似乎已成为现代苏联的特点。
某个人在某个领域成名成家之后就可施展巨大影响，只是因为人们已决定要听从他的话。
谢尔盖·米哈尔科夫（一位作家和作家协会的一个负责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家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如要使某一本书得到出版，就需要有势力的人物的支持。他知道如果他能够使米哈尔科夫在一篇给予好评的书评上签名，这本书就可顺利地通过一切关口。他（米哈尔科夫）作为文化界上层的正统代表的信誉是无可非议的，他对一部著作的支持可以几乎确保它的成功。
米哈尔科夫自己的成就也是巨大的。莫斯科知识界成员在谈到按苏联的标准来看是极其富有的某人时，有时候会说：“他象米哈尔科夫一样富有。”
这种本能对政界最上层的成员来说起着非常强大的作用。据说，政治局委员按惯例可以把他们的子女安排到孩子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去工作。大学或研究所同样应要求可以让他们入学。
苏联历史上没有一位高级领导人把实际政权传给子女的例子，但是许多人把依附于权力的各种好处传给了子女。
许多苏联公民认为所有特权中最大的特权就是出国旅行的权利。那些被认为宜于出厂，特别是去西方的人是一种特殊的优秀分子。记者、科学家、贸易机构的代表、学者和一些其他人，这些是有幸见见世面的少数人。他们回国时给他们的子女带回了外国的服装、浪漫的传闻和最新的摇摆舞唱片。他们的子女受到他们居住的一所楼里的每个孩子的羡慕。
少数普通公民开始组成旅行团出国旅行——这是对最优秀工人的一种报酬。但是只有数目很少的一批人到西方去。
在意识形态上，看来特权制同苏联正在建设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种想法是相对立的。但是在旁观者的眼里一定存在着这种矛盾，而这里掌权的人似乎并不认为有什么不是之处。
也许，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特权制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造成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