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统治苏联》（五）

沿着通往乌平斯高尔的公路两旁的田野，是一个国营农场的耕地。夏天的时候，这些耕地都有现代化的灌溉系统。村民看来要比苏联很多地方的人整洁得多。这个农场负责供应各“游乐区”的蔬菜、生果、蛋类和肉类。春天的时候，农场的木栅栏都重新漆了一遍。
乌平斯高尔村藏在一片优美树林的中央。流经这里的莫斯科河的两岸叫做“外交草地”。那里，外国驻苏的外交人员及记者可以在警察的戒备之下进行河浴。
村中的房子，都是作家、艺术家、科学院士、记者、各色部长或中级官僚的避暑别墅。这些房子的大部分，都有木栅围着，园地上长满了樱桃、草莓、黑葡萄。国家规划部部长巴伊巴科夫的“达恰”，就在史美特街上，再往村尾走远一些，就是斯大林奖金作家米哈尔科夫的住所。去年他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奉承的文章，谈论作家对党的忠心。他的酬报是被准许（更为重要的是获得建筑材料）在原地建造另一所“达恰”。
村中和河边沙滩上满是“达恰”主人的儿女和侄子。就是这些年青人制造了情调和气氛。他们不是苏联年青一代的典型。女孩子穿上比基尼泳衣，戴上进口太阳眼镜。盒装录音机播出最新的西方流行歌曲。健牌香烟、美国香口胶在人群中互相传递。
这些年青人都懂得点“门路”的。他们懂得这个世界的动态。他们懂英语、法语或德语；他们收听英国广播电台、美国之音或者是德国之波；他们阅读苏联的地下报刊。他们嘲笑父老叔伯辈的生活方式。
他们热心地听某个旧同学谈话，这个人现在可能当上了苏联驻巴黎、开罗或是伦敦大使馆的秘书。他们不断地谈论着西方世界；他们和不远的“外交草地”的外国人交朋友，他们阅读西方的报纸和杂志。女孩子特别喜欢时装杂志。男的翻看象《明镜》等新闻杂志。在河的另外一边，苏联将军在骑马驰骋。
青年们不怕邀请外国人到他们的“达恰”举行舞会，在周末尤为普遍。客人以旅行冰箱装着威士忌、毡酒、补身饮料赴会，俄国主人则在野火上预备烤肉。这样的饮宴的唯一顾忌就是公安人员的阴影。公安保卫人员对活动情况看得清楚，然而年青的俄国人耸一耸肩膀说：“没问题嘛。我们是苏联公民，在家里我们可以干我们喜欢的一切。”
这些年青人没有幻想。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和他们的先辈不同。他们知道萨哈罗夫备忘录所要求的言论自由和多党的政制；他们知道他们国家的经济、文化生活停滞不前；还有，这个政权的意识形态的僵化对他们来说是讨厌的。很多人对捷克的实验寄予希望。他们懂得官僚作风下的规划的失败；他们又懂得当前的领导人不可能将苏联的科学成就变成经济的收益。
他们最觉得困扰的，就是他们国家的自我孤立。他们希望能够到比黑海或波罗的海更远的地方去。“我希望我能够到罗马或是伦敦去。”说这句话的是一个穿了比基尼泳衣的女工程师，泳衣是她到外国开科学会议的父亲送的。她又说：“可是这些梦断不能实现的了。我以为，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会改变的。”
一个年轻的男子说，他是可以随着团体到华沙或是布达佩斯去的。“可是，这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向导每两小时就一、二、三的数着团的人数；你坐在长途车里，他们就叫你往左看，往右瞧。哎，谢谢了，我不如留在这里，直至我能随我所欲地旅行的时刻。”
苦涩与逃避现实使年青人脱离政治。其中一些人多年来没有看苏联的报章。“满纸都是谎话，我想从报上看看战争是否已经爆发，然而，我还是从外国的广播中获得初步消息。”
当黄昏来临，蚊子出来活动时，“达恰”的花园门上响起了一阵敲门声。巡警开口发问：“你们在干什么？”主人回答说：“你看到我们在举行小舞会吧。喝杯酒好吗？”巡警除下帽子，擦去额上的汗水，接受了一杯香槟。可是他还没忘记他的任务：“你们都是苏联公民吗？”全体点了点头。
他周围瞧了瞧，指着一双夫妇说：“你们呢？”
“我们是法国人。”
“请把护照给我。”他将姓名和外交护照编号录下来，问了问他们的汽车是否停在弯角的地方。他们点点头。巡警说一声“谢谢”就离去了。
这个外交家对他的年青朋友们表示有点担心。他们一再保证没有什么。可是欢乐的气氛给破坏了，舞会就此收场。
乌平斯高尔的黄昏常常就是这样过去的。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