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世界周报》文章：驳斥“中国粮食危机论”（下）

第二，必须进一步严格控制非农业占地问题。耕地面积的减少将导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
第三，设定粮食最低保障价格以保证粮食生产的利润。否则，农民就有可能停止粮食生产，把资源分配的重点转移到利润较高的商品作物方面，甚至有可能会放弃种植粮食作物。通过自我努力也可以避免危机
进入８０年代以来，中国人的实际收入和食品消费量都增加了。把全国平均消费指数和收入都较高的上海同农村和城市的消费指数进行比较和分析，得出了如下意味深长的结果：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实际收入一旦增加，食品消费的支出就增加。其内容是：淀粉类食品的需求量减少，而肉食等的需求量却增加，结果导致食品的总需求量增加。
第二，今后随着收入的增加，食用粮食的比率将会下降。
第三，以农村地区为中心，收入的增加导致了肉类等消费量的大幅增加。不过，在平均收入比全国高两三倍的上海，肉类等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量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已难以增加。这反映出，在目前的价格水准下，肉类等只能消费到这种程度。可以说，这是中国消费者对价格变化作出的敏感而合理的反应。
根据食品消费的变化、粮食消费量（食用、饲料用和加工用的总数）的变化以及比全国平均收入高两三倍的上海居民的消费行为等来看，中国每年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可能超过４５０公斤。另外，从以１９９０年的人口普查为基础的长期人口预测来看，如果现行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按计划执行，那么，到２０３０年总人口将达到１６亿。但是，在２０３０年的粮食总需求量却不到７．２亿吨。
另一方面，最大的问题是耕地面积的规模。中国正式统计的耕地面积，多数是以过去习惯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的。据中国科学院计算，实际耕地面积比正式统计多４０％左右。
另外，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大幅增加。在１９９３年，每公顷稻米的产量是５．８５吨，小麦为３．５２吨，玉米为４．９６吨。但是，在地区之间明显地存在着差别。另外，从世界粮食作物的最高单位面积产量来看，日本稻米每公顷的产量为５吨，英国小麦每公顷的产量是７吨，美国玉米每公顷的产量是７吨。因此，考虑到对中国耕地面积的评估过低，似乎可以说，今后中国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的潜在可能性依然很大。
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３年的粮食作物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是４吨。如果在２０３０年以前单位面积产量提高４０％，那么，那时的单位面积产量就会达到５．６吨。另一方面，如果耕地面积以改革开放时期的年平均减少率０．２９％继续减少，那么，２０３０年的实际耕地面积则为１．２４亿公顷。如果把这一期间的种植指数当做是低于９０年代的平均值１５１％的１４０％，把粮食种植面积的比率当做是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准７５％的７０％来计算，那么，２０３０年的粮食总产量则为６．８亿吨。如上所述，如果２０３０年的粮食总需求量不超过７．２亿吨，中国今后也继续严格采取人口抑制政策和粮食增产政策，那么，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在２０３０年前后，粮食短缺也只停留在４０００万吨左右。因此，不存在中国会陷入像布朗在预测中所指出的那种严重事态的必然性。
另外，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的事实也不可忽视。６０年代以后，中国几乎每年都进口粮食，也有纯进口量超过１０００万吨的年份。不过，其进口量在国内产量中所占的比率，往往仅有百分之几。
中国今后仍将通过自我努力来维持粮食的供求平衡。这是因为，存在不需要依靠他国来满足人口大国的粮食需求的客观现实。与此同时，中国也充分了解粮食有时会成为国际政治的战略武器这一历史事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