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九）

对于６０年代改革为什么会夭折的问题可以这样回答：保守势力所以能战胜改革派，是因为管理机构以及全社会对根本性改革缺乏准备。这样回答未免太笼统，还需要搞清楚，保守派采用了什么手法。
我认为，通过传统的行政乃至官僚方法探索改革构想及其实施途径是一个错误。赫鲁晓夫通常委托各部和主管部门，即应限制自身权力的管理部门，研究经济、文化、政治等各种问题。管理机构每每总是通过直接、间接或者模棱两可的解决办法使自己逃避监督。
不管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成功的改革方案通常都是由国家首脑领导下的专家小组，主要是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制定的。比如，匈牙利、南斯拉夫、中国的情况都是这样。我在日本遇见了大来佐武郎教授，他被认为是日本战后奇迹的创造者。在西德，改革计划是由艾哈德教授制定的，他后来成了国家总理。
其次是“人民默不作声”。今天，我们根据公开性的经验更清楚地看到，在向人民群众通告历史问题、实际问题、具体决议等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更不用说吸引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改革了。我经常听到有人说，“赫鲁晓夫哪点儿比斯大林强？不管怎样，斯大林时期秩序安定，关押了官僚主义者，降低了物价。”难怪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苏共中央全会期间全国几乎大多数人都松了口气，而且希望出现良好的变化。
最后一个教训关系到赫鲁晓夫本人。他天生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敢作敢为，雷厉风行。然而没有经得住别人对他个人的大肆吹捧。人们称他是“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位公认的反个人崇拜战士的堕落不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吗？无赖们把他推进了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深渊，换来了显赫的地位、崇高的奖赏、大笔的奖金和高尚的称号。难怪，国家搞得越糟，阿谀奉承者们为“伟大的十年”演奏的大合唱就越发响亮和雄壮。
古语说：“人的命运即是人的性格”。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了自己性格的牺牲品，不只是周围环境的牺牲品。急躁，草率，遇事容易激动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
赫鲁晓夫的一位助手曾给我讲过他的上司同丘吉尔的一次令人吃惊的讲话。这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１９５６年访问英国时的事情。他们同丘吉尔的会见，记得是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瞧，这位大不列颠的狮子是这么说的：“赫鲁晓夫先生，您想搞大规模的改革。这很好！我只想劝您不要过于匆忙。过深渊不那么容易，不是身子一纵就可以跳过去的。搞不好，会掉进深渊的。”我想贸然加上一句：你不知道深浅，不了解对岸的情况，是无法跳过去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