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七）

虽然很少有人相信扎夏季科的数字，然而我们当时情绪饱满，极其乐观，而且这种感情并非没有基础。人人都确信，即将通过的党纲开辟了一个进行大规模结构改革和进步的阶段，否则又何必通过和批准新的党纲呢？甚至连赫鲁晓夫下台都没能制止事态的发展。１９６５年９月还召开了讨论经济改革问题的苏共中央全会。
可是，勃列日涅夫对经济改革所持的否定态度葬送了前一个时期所作的努力。
至于国家管理部门和党的领导机构的改革，情况就更糟糕了。把州委和区党委按工农业分开的主意究竟是谁“塞给”赫鲁晓夫的呢？直觉告诉我，这种做法是一个恶毒的阴谋，其目的在于使他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威信扫地。
以上错误使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苏共中央全会上遭到非难。会上形成了一个各派政治力量共生的怪胎，即从二十二大路线的一贯支持者到保守派以及暗藏的斯大林分子联合起来一齐反对赫鲁晓夫，而这些人中间的大多数又恰恰是靠赫鲁晓夫一手提拔起来的。后来的事态发展使人们相信，赫鲁晓夫被免职与其说是由于他的唯意志论，不如说是他渴望改革，急于求成。他的继承人提出的“稳定”的口号长时期地阻碍了业已成熟了的改革。“改革”一词作为二十二大的回顾，使人谈虎色变，这一方针的拥护者大多因此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时间没有使人忘却无数在国内外围绕着赫鲁晓夫的名字而形成的传说。赫鲁晓夫遭受了同其他改革派一样的命运，没能获得公众意识的客观评价。颂扬伊凡雷帝谴责鲍利斯·戈东诺夫的人民未能接受继斯大林之后的这位社会活动家，在人们心中他丧失了神秘的魅力，成了一个凡夫俗子乃至错误百出的罪人。还在“解冻时期”，肖洛霍夫就把评价斯大林的话送给了赫鲁晓夫：““当然，他是一个偶像，然而也是一个人物。”这是影射赫鲁晓夫，说他比斯大林还要渺小得多。
然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则把尼基塔·赫鲁晓夫同约翰·肯尼迪、约翰教皇二十三世同样看待，并认为６０年代末国际气候恶化的根源在于这些伟人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退出了政治舞台。甚至还出版了许多书，论述赫鲁晓夫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思潮。（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