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里有伏击手吗？》

【本刊讯】西德《德意志报》九月二十一日刊登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的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里有伏击手吗？》，摘要如下：
由于围绕着莫斯科的杰出的民权保卫者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戏剧性事件，总是不断出现这样的问题：苏联领导人内部在其对反对派的做法上以及对其内政外交政策目标的问题上的看法是否一致？安德罗波夫，这位已升入政治局的秘密警察头子，最近几年在压制反对派和绞杀民权运动方面无疑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莫斯科虽然解决了亚基尔、克拉辛和其他名气稍小一些的反对分子的问题，但却避开了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
这首先肯定是有其外交方面的原因的。苏联领导人现在正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他们在国内给予至少是最低的宽容，那末他们虽然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些西方左派的舆论，但同时将使党的统治并从而也使苏维埃政权的基础遭到破坏。反之，如果他们迫害持不同政见的人，那么就会招致西方舆论的谴责，并因此而破坏其有活力的西方政策的前提条件。
谁要是注意苏联官方对民权主义者的讲话的变幻不定的反应——是打击他们还是对此缄口不言，是尴尬的沉默还是愤怒的抗议，在此之间经常动摇
——谁就会不难看出，政治局里就如何处理人权运动问题而发生的意见争执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
毫无疑问，苏共总书记——他的“向西方发动攻势的政策”在夏天还是很有希望的——现在是受到几乎是直截了当的批评的中心人物。即使苏联政治局里对于莫斯科政策的最终目标没有分歧意见，但在方法问题以及苏共总书记应拥有何种权力的问题上，看来意见是相当不一致的。
从斯大林事件以来，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政治论者有理由害怕在其最高层出现一个独裁者。苏联政治局委员，不管是鸽派还是鹰派，不管是专家治国论者还是政治干部，都将从地位的法则出发，继续反对来自于他们当中的变得太强有力的一个人物。现在勃列日涅夫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的《真理报》在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的最高潮时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集体的力量何在？》（《真理报》，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社论中有一处提到，不是单个干部，而仅仅是一个集体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核心”。尽管在这篇社论里也引用了党首脑勃列日涅夫的话，但引用他最近在阿拉木图的一次讲话中的一整段却是少有的，他在那次讲演中与其说是突出了集体，还不如说是突出了个人。这读起来好象是对酒类消费的赞扬被塞进到禁酒主义者的论文里了。
在《真理报》的社论中，提出了相当少见的教训。在社论中向干部们说：“必须向人们及时介绍关于任务和远景，成功与失败，工作的进步和落后方面的情况，必须实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则：个人对集体负责和集体对个人负责。”
这个用暗语说的话的意思是：集体在“个人”之上，也在总书记之上。也可以指责他没有及时地向他的集体中的同志们介绍情况。因此陷入了与反对派的破裂中吗？说《真理报》教训的只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这种猜测，通过下列的指责而得到了证明，指责说：“集体负责”的原则在苏联某些地区没有实现。提到的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方。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是勃列日涅夫个人势力诞生地之一。谁要是批评这个地方，就是攻击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从这个地方取得莫斯科干部的补充，并且同这个地区的负责干部紧密地连在一起。
结论：勃列日涅夫的回旋余地是很小的——任何一个将要取代他的人也是如此。苏联的政治制度是由一个军事技术机构决定的，远远超过西方所愿意看到的程度。苏联实现了最纯粹的军事工业集团，而莫斯科在对美国进行论战时攻击的就是军事工业集团。因此，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在某些方面是有先兆的。如果西方考虑到这些其实是老的经验的话，它就可以免得产生某些幻想了。
【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九月二十一日发表一篇社论说：
最近几天，各方面人士都有这种怀疑。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外交政策已经遭到了克里姆林宫内的一派的反对。
他们首先怀疑勃列日涅夫一派所持的这样一种论点：即中国问题只有在同西方大国达成全面协议以后才能用极端的手段加以解决。
他们认为，先在西方建立“保障”而后通过政治战略途径解决中国问题的这种必要性，今天由于北京的核武器日益迅速发展和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新近的代表大会以后得到加强而过时了；现在在对待这个主要敌人——中国
——中，任何进一步拖延都会使中国更加深入地影响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对话，从而影响苏联独立自主地对它作出决定。
再也不会从西方发生任何实际危险了，侈谈这种危险再没有什么益处了，因为这样做可能危害行动自由；相反，俄国现在应该消除或打破来自正在迅速发展核武器的中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