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德意志报》文章：《勃列日涅夫会因萨哈罗夫而跌跤吗？》

【本刊讯】西德《德意志报》九月十四日刊登了冯·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勃列日涅夫会因为萨哈罗夫而跌跤吗？》副题是《知识界的持不同政见者所说的话是重要的
——但能够允许他们说话也是重要的》，摘要如下：
苏联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也有他自己的、本国制造出来的克里姆林宫“水门事件”吗？近几周来正向苏联事态和莫斯科外交行动的观察家们提出这个问题。不光是莫斯科的《真理报》和苏联的其它宣传机构近来令人注目地多次强调所谓苏联的新西方政策同列宁的学说绝对没有矛盾（简直就好象莫斯科有谁已经确认有这种矛盾似的）。苏联的政治气候具有少见的背景倾向的特点——就象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不久和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倒台前夕的情况那样。
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在最后一分钟让勃兰特的布拉格之行因柏林问题而告吹，这在外交上是极为罕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并不是布拉格要对这次访问失败承担责任。给捷克总统府的关于对波恩采取强硬态度的指示来自莫斯科。
如果人们把视线从对外政策转到苏联国内情况，就能较为明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这种骚扰有什么意义。苏联作家马克西莫夫给伯尔的信、警告要防止“新慕尼黑”、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警告要当心缓和政策，最后是索尔仁尼琴关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要谋害他的说法，这一切说明在苏联国内来目反对派方面的动乱越来越大。
如果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反对派打破沉默是否会正中处于苏联政治幕后的一些势力的下怀；还有，苏联反对派是否有时会被用来进行克里姆林宫的争权斗争，那末这也改变不了人们对反对派个人勇气的尊敬。
对于这种看法也是有历史先例的。还是在沙皇时代，当时的秘密警察，沙俄政治秘密警察就利用了政权的反对者。
在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事件中，今天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一个苏联公民怎么可能邀请外国记者到他的住宅，并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呢？莫斯科是一个对外国人进行严密监视的城市。西方一位外国人几乎没有可能进入苏联居民的住宅，而不被当局立即得知……为什么没有能使萨哈罗夫同西方记者隔离开呢？在原子物理学家住宅前的一个岗哨本来是足以做到这一点的。
这里也必然会使人揣测：在克里姆林宫的某一个人对于把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绝望的警告传到西方是感兴趣的。但是这只会是某一个想使勃列日涅夫的进攻性的和微笑的西方政策失败的人。勃列日涅夫的整个对外政策大厦是建筑在苏联的可信性和严肃性的基础之上的。现在，象萨哈罗夫这样一个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突然对这一前提提出了怀疑。从长远来看，这一点可能对勃列日涅夫造成不吉利的政治后果。
正如人们在西方开放社会中也能够看到的那种政治斗争的同一基本规律毕竟也适用于苏联：国内政治的反对者企图尽量利用执政集团的弱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权更迭的情况下，把他所反对的和排挤的集团的方针和方法接过来。就如同出现过“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那样，可能不久也出现一种“没有勃列日涅夫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巩固帝国和稳定内部政权要求苏联付出巨大的力量。勃列日涅夫认为，他可以在不解决萨哈罗夫所描述的内政问题的情况下借助于西方的帮助使经济现代化并从而减轻负担。也许这一点恰恰是苏联党首脑最大的错误和将来使他摔倒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