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公明新闻》刊登苏联问题评论家寺谷弘壬文章：《苏联的亚洲政策》

【本刊讯】日本公明党机关报《公明新闻》八月一、二、三日连载苏联问题评论家寺谷弘壬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的亚洲政策》，摘要如下：创造亲苏的环境
苏联对亚洲展开积极的对外政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在此之前，虽然苏联在理论上关心亚洲，然而似乎可以说实际上始终是采取非常消极的对外政策。所谓消极的对外政策，是指它只是满足于同亚洲和中近东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努力使这个地区的国家不反苏。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外交的主要目标始终是在欧洲。苏联对于亚洲和中近东只是给予一种辅助作用，即在革命当初，是创造能使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在有利的形势下展开的环境。在永远革命已成为不可能之后，或者是认识到不可能之后，是要创造有利于苏联展开欧洲外交的形势。对第三世界的政策遭到失败
看看苏联的亚洲和中近东政策，一九五五年则是应该记得的一年。这一年，苏联清楚地认识到第三世界的实力，开始对亚洲和中近东展开了积极的外交。苏联在一九五六年的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以纯经济竞赛为基础的和平共处路线，不久，在一九六○年前后完成了对第三世界的外交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民族民主主义国家论。在无产阶级现在还不能作为革命势力而予以期待的国家中，要在农民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寻求革命的核心。
苏联对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是斯大林死后的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最初接受苏联援助的是印度和阿富汗，其后，被援助国家急剧增加，一九六○年是十四国，而到一九七○年初就已达到三十九国。
苏联最卖力援助的国家是印度、埃及和印度尼西亚三国。资金比美国贫乏的苏联，考虑到其援助的效果，把最容易向社会主义社会演变的“民族民主主义”国家或“革命的民主主义”国家作为援助的重点。现在还难说这个政策是成功的。在印度尼西亚，由于一九六五年的九·三○事件而完全失败，埃及也不能说是成功了，印度也没有象苏联曾经期待的那样取得进展。印度向“社会主义道路”演变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些重点被援助的国家没有向苏联所期待的方向演变这一事实，是对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巨大打击。
不管怎么说，苏联到了勃列日涅夫政权，自己承认了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印度尼西亚自不必说，苏联在马里、阿尔及利亚和刚果的模特儿也已死产。所以，象一九六九年的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会议所提出的那样，“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限于采取民族民主主义国家的形态，也可能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国家形态，根据这种认识，重新确立了“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论”这个大框框。总之，这不过是苏联为了同第三世界的国家政府（尽管它是反共的政府）发生关系、而在理论上重新合法化而已。同反共国家也接近
通过“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论”而调整了理论的勃列日涅夫政权，开始同以往不接触的国家，就是反共的国家也发展关系。对于马来西亚，尽管苏联在苏加诺时代进行了反马来西亚斗争，也在一九六七年四月签订了贸易协定，同年十一月建立了外交关系。现在苏联是马来西亚的橡胶和锡的大宗购买国。
虽然新加坡也是以反共不结盟为外交政策基调的国家，可是苏联对这个国家于一九六六年四月签订了经济和贸易协定，一九六八年六月建立了邦交关系，一九六九年一月互换了大使。
菲律宾二十年来一直坚持对美友好和反共的立场，也是越南战争的参战国，然而，最近苏联同菲律宾的人员交流频繁起来，可以认为，不久的将来将实现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
苏联甚至同台湾都想进行非正式的人员接触。一九六八年十月，苏联的新闻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在台北会见了国民党要人，在美国任教的台湾科学家顾毓琇访问了莫斯科。另外，苏联也要开始同韩国进行非正式的接触。
勃列日涅夫政权的亚洲和中近东政策的第二个特征，是经济和军事援助要在非常慎重并且细致的调查之后，有效地进行。
勃列日涅夫政权对亚洲和中近东政策的第三个特征是敏锐地意识到资源竞争乃至资源战争，苏已开始接近亚洲和中近东。
从一九六六年前后开始，在苏联，石油生产的增长率已经赶不上消费的增长率。
考虑到以上情况，苏联为了有利地展开资源战争似乎已盯住中近东的石油。苏联的石油需要并不限于国内。为了对东欧和西方展开有利的能源外交，也需要中近东的石油。
对于东欧，苏联一方面希望东欧国家自己采购石油，另一方面，为了把它们置于苏联经济圈的保护伞下，不能不出口石油。
在勃列日涅夫政权那里可以看出上述那种对亚洲和中近东政策的特点，然而在用“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论”进行理论武装这一点上，其理论却是太软弱了。对于第三世界来说，不能说这是那么有魅力的理论。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和平或安全保障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