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的中国（续完）

干部
我往往问我所碰到的那些人：厂长、村长、大城市市长、高级官员，等等的出身和教育。我得到的答复都是大同小异的：“我一开始就追随毛泽东，早在长征之前”；或者是：“我曾经是地下党员”；或者是：“我曾在朝鲜当军官”。事实上，对于党交给他们的技术性任务，他们不一定都是事先有准备的。对于政权来说，他们是经过挑选的可靠的人，他们善于作领导工作。
他们往往是第一流的人物；他们的通达事物和善于领导、他们的智慧、对前途的信心和他们的坚定信念，令人得到深刻印象。有这样的优良品质的人们，即使犯错误也一定能够从中得出结论和教训。人的问题
在新中国，学校问题显然占优先地位。
七岁到十四岁的初级教育是强迫的。中国人说这是真正做到的，我愿意相信大城市里确是这样，在农村中看来就不那么肯定，不过我无法断言。从十四岁到十八岁的中等教育，在原则上不是强迫的。中等学校吸收不了那么多人。但是人们告诉我进展很快，说在不久的将来，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年青人将都能上学。我不大相信。不过毫无疑问，人们在朝着这个方向进展。因为，在提倡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无可置疑、令人得到深刻印象的。北京有两所巨大的大学，我参观了一所：很出色、很大。街道委员会
……街道委员会，这就是共产党。谁也不会对你这样说，但是这是肯定的。
街道委员会，就是说负责的党员，监察与监督一切：商人是否诚实、儿童是否每天上学、街道卫生、打麻雀、禁止娼妓和乞丐、忠实执行一切指示……街道委员会负责说服要离婚的丈夫或妻子不要离婚，否则就要受“严厉的批评”。
利用街道委员会的组织，是否拥有比较复杂的施加压力的手段呢？警察手段是不是很厉害呢？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是难于弄清楚这一点的。人们小心从事，因为他们知道不照规矩办事是有风险的。
什么风险呢？我的印象是并非血腥的风险；反正这是少见的事情。另一方面，受到“严厉的批评”的人们，不久日子就不好过：有职业的人就会失掉职业；如果是党员，就会被开除出党。这是人人都害怕的。国际接触
……中国享有大量的外援，它并不讳言。这种援助主要来自苏联
俄国人肯定提供了数量极大的技术援助。到处都可以看到俄国的物资。人们也看到德国（东德或西德）的物资。
俄国专家在技术方面的意见，被认为是最权威的、最无可争议的。
在中国人方面则并无自卑感。他们并不想讳言或缩小他们所得到的外援。每当他们可以无需外援时，他们当然很高兴；但是他们并不掩饰苏联人大大帮助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在继续帮助他们。
我碰到德国人、碰到其他卫星国家的侨民。社会主义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是异常密切的，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密切得多。在北京，有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学生；在布达佩斯或华沙，大概也有大批中国学生。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比我们一般设想的更为密切；新近获得独立而深受中国影响的那些亚洲国家的情况亦然如此，并且非常钦佩中国；中国的进步就是亚洲的进步，这些国家的感受就是这样。
此外，北京还向比较遥远的国家展开活动，这些国家是中东阿拉伯各国（中国同这些国家有频繁的联系）、非洲以及大概甚至还有中国很感兴趣的某些南美国家。这是值得注意的。
……我参观了颐和园。我在那里碰到一批黑人青年，这些非洲青年受到短时期的招待之后，就请他们到中国各地去参观、在集会上讲话等等。他们回国时已对中国感兴趣、对中国有深刻印象，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一种宣传的代理人！
尽管中国人逐渐取得成就，但是他们对于被排除在公共国际生活之外这一点非常恼火。于是就有一种对外部世界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内心愤怒，特别是对美国。这是一种不会轻易遗忘的愤慨。将来人们要承认中国、接纳它进入联合国时，中国将提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