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刊文章：故宫国宝乱世流离记──（上）

【台湾《新新闻周刊》１月１４日一期文章】题：乱世珍宝南北流离书画故事娓娓道来（作者陈建勋）
“那个时候数我最小，现在我也９０了，这人生真快，９０岁了……”一生照顾故宫国宝，其人本身当然也已算是国宝级人物的“老故宫”那志良，把古文物与人之间的绵长故事，用岁月点了出来。初出皇宫国宝见世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直奉战争打得正激烈，军阀冯玉祥成功地突袭进了北京。１０月５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在冯玉祥手下鹿钟麟的逼迫下，交出“皇帝之宝”、“宣统之宝”两方御玺，携同妻妾，撤出清宫。
当时以“代总理”黄郛所主持的内阁会议，立即议决成立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进行接收宫廷的工作。那个时候是大学生的那志良，就被他平民中学时的校长，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考据家陈垣找去，和其他的学生一起做清点清宫文物的工作。
“在北京那时候规矩是很严的，有人负责写下来，有人点，有人是挂上号数的，至少有三个人，然后有组长。组长是由各机关派来的，未必懂，但是当证人。还有来监视的、还有一个兵，一个警察，在里头不能吸烟，还要同进同出，不能单独行动，连尿个尿都不成，怕有人偷东西。”那志良回忆说。
而根据《故宫七十星霜》一书中所提，当时由于社会上有种种盗宝流言，善后委员会为昭大信，以杜悠悠之口，就定有“点查清宫物件规则”１８条，内容非常缜密，让点查工作有所依循。那志良表示，当时在点查的学生单纯，“北京天气冷，毛笔都冻着呢，写一写，还得用口这么呵着热气再写。”不过，就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原来摆在清宫各殿那些被皇室珍藏，或当成家庭用具及摆设的文物，开始真正有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新意义。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在北方军阀乱政的气氛之下，“故宫博物院”开幕。
文物本身记载着历史，但它同时也书写了历史，故宫国宝随着中国的军阀内战、对日本的抗战、国共内战、一直到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都是一页页的风雨沧桑。１９３２年，由于日军发动华北战争，故宫即将部分馆藏分批装箱，准备南运，隔年，日军攻陷山海关，故宫决定南迁，当时的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就指示将文物暂迁上海租界。
在《故宫七十星霜》当中提到，这项南运计划的消息传开后，固然有不少社会人士赞同这项措施，认为文物绝经不起战乱，但也有部分人士反对。反对的理由，有的是顾虑故宫文物一散即很难复合，有激进者更认为迁运文物，使民心浮动，责备政府弃国土而不顾。抗战渐热文物南迁公开反对者当中，以周肇祥的行动最为激烈，他曾任湖南省民政厅长，并曾代理省长，后来也当过故宫古物陈列所一任短时期的所长。为了阻止迁运，周肇祥于中南海成立了一个“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会长，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后来，在其他集会当中，他并曾多次公开表示要用武力阻止故宫文物南迁，而且也联合一些汽车司机、车夫、工人，拒绝为故宫搬运文物，故宫原预定的第一批箱件，就因为等候工人全部落空，而未能成行。
文物南迁的工作，在周肇祥的干扰下不能顺利进行，而当时社会上也谣言四起，说只要文物列车启运，就会有人在铁路沿线埋设炸弹，把列车炸毁。后来，当时的故宫院长易培基，就拍电报给宋子文，由宋子文下令北平市长周大文，全力协助文物运出，同时指令将周肇祥以“煽动群众，扰害治安”而拘捕，扣押周肇祥在公安局里于第一批文物运出１０天以后，才予以释放，文物南迁才得以进行。
事实上，１９３５年故宫国宝首次远渡重洋到海外参展，更能反映出在珍贵文物的维护上，似乎恒久两难的矛盾性。
１９３４年，一群以收藏中国文物著称的英国人组织了理事会，希望能在伦敦推动一项大规模的中国艺术品国际性展览。
后来这项案子由行政院核准，交由教育部与故宫博物院会同办理，故宫于同年１０月成立这项展览的筹备会，由当时的教育部长，也是故宫理事的王世杰主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