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写过的苏联（七）

生病
总的说来，我觉得莫斯科的医生的水平不能说是很高的。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我们家没有找过牙科医生，可是邻居的主妇牙痛得难受而去求牙医，结果遭了罪。
医生马上给拔了牙，打了一针，可是回家以后痛得更厉害，越来越严重，到诊疗所去问，回答说：“痛吗？那才好，越痛越好。”真是没有办法。终于痛了三天三夜，半边脸都肿了，狼狈不堪。
还有一件事，在莫斯科的日本人生了病时感到不安的是医务工作者的工作作风。我到诊疗所去的时候，我身为患者，一心希望立即知道自己的病因，在诊疗室里向医生认真地诉说病情，话没有说完，有电话来，医生就专心地谈戏票问题、穿戴问题，让患者在面前坐等，好象没有这回事。
好容易谈完了，才说：“呵，怎么了？”我只好从头再说。
还有一对日本人夫妇，经过一段不幸的过程，终于丧失了心爱的娃娃。
事情是这样的：孩子生病，搭了急救车到医院去，医院却拖拖拉拉，父母抱着处于危险状态的娃娃寻找床位。为了降高烧，医院方面把娃娃脱得精光，拿布包着从院子里拾来的雪，放到肚子、胸口上。在吸氧气的时候，竟没有一个医院的人照看病儿。
这个妈妈象丢了魂似地在走廊里到处奔走，拼命寻找值班医生和护士。就在这种情况下，娃娃终于咽了气。
因此，在莫斯科的日本人只要聚在一起就说，无论如何，哪怕只有一名日本医生也好，一定要派一个来。美国和英国都在大使馆里有自己的诊疗所，进行初步的诊治。六、在门内
在早已庆祝过革命五十周年的苏联首都莫斯科，有一些苏联人会使人想起果戈里所描写的那种俄国人。当然这不是指他们的发型和服装，而是指他们貌似老实却意外地狡黠，而且能吹牛。
从革命到今天已经半个世纪了，为什么苏联人抛弃不掉旧俄国人的残余呢？我想，没有不断地作出努力来进行改变意识形态，提高道德观念这件改造人的工作，这是造成今日苏联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的直接原因。
领导人脱离群众，也使社会停滞不前，把改造人变成了空口白话。每年临近五一节和革命纪念日，苏联共产党的最高一级，也即十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像片便在市内各处成组地排列着。其中，普通市民认识的人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还有苏斯洛夫，和我这样的外国人所认识的相差不了多少。当然，在日本也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首脑同经常变化的日本阁员不一样，多年来同一张脸在报纸上、电视中反复出现。虽然如此，普通市民也只了解到这样的程度。
而且，近年来，难道领导人同群众亲切地接触过吗？他们在会议和大会上作报告，却从来看不见他们到工厂、农场、居民区去，在人们中间和大家谈话。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当然就不能够了解群众的心。同帝俄时代相比，群众在物质上丰富得多了，但是精神上难道要永远处于被抛弃的状态？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状况的，只有群众自身。并且，不这样，群众就不会恢复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豪和热情，也不能实现劳动者的尽可能安乐的生活。
然而，没有言论、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使人们站起来。在目前的政策下，连这种有限的自由也在日益缩小。想到这一点，我很痛心。被误认为中国人
苏联的普通市民，无论是在斯大林时代有过体验的中年人和老年人，还是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一律不关心政治。即使想要关心政治，因为没有资料，也不会产生兴趣。虽然有马克思、列宁的书，而斯大林、毛泽东的书却都被当成禁书。人们对事物的想法无论如何也是片面的。
人们除了从小时候和从学校学来的东西以外，严禁独立思考。
于是，党和领导人不会犯错误的神话就畅行无阻，小学的历史课本中，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等过去的领导人忽然销声匿迹了。人们认为，如果没有错误，领导人和群众之间就不会发生矛盾。因此，形成了让伟人去搞政治的状况。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在思想上也失去了受锻炼的机会。尽管领导热心地强调要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想要鼓舞群众，群众却把它只当做耳边风。自己不思索，不判断，只是囫囵吞枣地接受党和政府发表的事，这样的人越多，执政的人实际上就越能够操纵舆论。在中苏对立激化的时期，在捷克事件的高潮中，我详细地看到了这一点。
中苏对立的根源是很深的。从对立公开表露出来到如今已有十年了。特别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在达曼斯基岛（即我珍宝岛——本刊注）上，中苏两军冲突之后，反华运动搞得非常之凶。《文学报》是反华急先锋。
这种宣传运动的共同点是，中国方面的主张、文章及其他一切全都不予发表。当然，一般市民看不到中国的报纸杂志，所以无法得出正确的判断。
每次加剧同中国的争端时，我们就被误认为中国人而感到非常不愉快。
如果前一天晚上的电视中或这一天早晨的日报上作了反华的宣传报道，而我们就在当天上街时，那么就必定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反华运动的高潮中，我和女儿两人去白雪覆盖着的公园散步。走到公园中央地方，被四、五个老太婆围住。她们瞪着我们，大声吼叫：“是中国人吧。”当时我还刚刚习惯于莫斯科，所以有点惊慌，也有点害怕苏联人，就不加思索地顺口说，“不对，我是日本人”。这几个人顿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奉承地说：“是吗，是吗？我可喜欢日本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