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写过的苏联（六）

五、有工作的主妇们出生率下降
近年来，苏联，特别是在大城市，出生率剧减，成了问题。
我把女儿送到苏联的普通小学上学的时候，她班上的同学百分之九十是独生子，使我感到吃惊。后来，我认识的已婚妇女，全是要么只有一个孩子，要么只是夫妇两个。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一想，出生率的降低就很清楚了。
尽管大多数妇女有一直工作的历史，但是相比之下，教育子女、家务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却落后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妇女一直肩负着社会之一员、家庭主妇和母亲这三样重担，再也不愿意把什么都全加在自己身上了。我看这是出生率下降的最大原因。
意外的是，有工作的母亲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保育院去，她们尽一切努力请老奶奶在家里看孩子。因此，说句简短的笑话，要提高出生率，就应该增添健康的老奶奶；老奶奶就是如此地可贵。的确，我也看到不少老奶奶照管孙子的家庭。总之，莫斯科的母亲之间出乎意料地流行着家庭是最好的教养孩子的场所的想法。
还有不能指望老奶奶帮助的年轻母亲，除非丈夫的工资极少，否则，大多数母亲在婴儿一岁以前总得离开工作岗位。虽然有各种社会保险，但是，工作的人只有一个，而要抚养的人增加到两个，所以在经济上也很吃紧，这种苦痛也是使青年夫妇不愿生第二个孩子的原因。
我曾经在报上看到文章说，这十年来，保育院的制度没有改善，相反变坏了。
我本来一直认为，在苏联，幼儿园和托儿所很完备，妇女能够安心工作，但是看到保育院缩小，教育子女的社会化倒退的现象，感到很遗憾。
我觉得，莫斯科的有职业的母亲所奉行的一个孩子主义，说明了她们的真实苦衷。妇女肩上的重担，追根溯源，就是生活条件而不是别的。“照顾男子”
实际上，有工作的家庭主妇们是很辛苦的。她们一清早就加入了上班的人们的行列，手里提着买东西的大袋子，步伐是沉重的。她们皱着眉头，明显地流露出郁郁不乐的表情。
我认识的妇女中有一半总诉说日常的疲劳，表示希望离开工作场所去休养一年光景。我在莫斯科以家庭主妇的业务为专职，大概成了她们羡慕的对象。我体会到，有工作的妇女兼负家庭和工作场所两个重任，要使它们并行不悖，确实不是轻而易举的。反正什么都要自己干，所以家庭妇女尽管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用。
苏联的妇女，安排不好家庭开支，借债、去当铺的夫人意外地多。
莫斯科的冬季很长，而且极冷，防寒衣料却很少，上班的家庭主妇也要为自己的冬装发愁，如果有个孩子，那就更加愁人了。这种担忧非常深刻。
在街上领着孩子的母亲一遇见熟人，必定说：“萨夏，得了几分？”或者“算术得了五分吗？”有学龄儿童的母亲最关心的事是孩子的成绩。成绩不好，教师就立即把母亲叫到学校，吩咐要加强管教。
长者的权威，老师的权威是俨然存在的，在教室里教师的那种命令式的教课情况和战争期间是小学生的我的记忆，重叠着浮现在眼前。当然体罚是不准的，但是教师在叱责学生的时候，当着许多人的面大喝一声“笨蛋！”却是经常的事，苏联的学生对此却满不在乎。他们从小就习惯于这种待遇，已经是若无其事了。最高的离婚率
苏联在一九六五年公布了简化离婚手续的法律。离婚数字立即一个劲儿地增多，如今已经超过美国，升为世界第一位了。我在各处结识的苏联妇女半数以上是离过婚的，再婚的。离婚成了家常便饭，不禁使人会想到：白头偕老的夫妇有多少呢？
在苏联，一切都处于不许可的倾向中，唯独两性关系例外。正式结婚的时候，向结婚登记处申请以后，不到一个月整，是不批准结婚的。就是说设有一个月的婚约期间，来确定要结婚的人的意愿。在苏联，原来有孩子的中年妇女要再婚，和同样年龄的男子比较既困难又不利。然而同日本相比则简单得不成问题，带着孩子似乎也不会成为再婚的障碍。五十多岁的妇女再婚也不罕见。
报纸上说离婚增多是家庭关系民主化、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没有一概地加以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