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写过的苏联（四）

当代的如意算盘
因为不懂在苏联社会生活的诀窍，开头是事事都感到不愉快和气愤。
医院走廊的尽头是护士休息室。在这里的护士连我的一点小小的请求——问一下怎样给家里打电话——都说太忙而加以拒绝，可是她却和两三个伙伴向患者借来西方的厚厚的货册，专心一致地看时装，还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亲切”：到那一年的冬天，我已经可以说不少俄语了，自己一个人能够到任何地方去了。有一天，我到高尔基大街的鱼店去。
这天和任何一天一样，店里乱哄哄的。我排在长队的末尾等着，看见陈列柜里有想吃多时的江珧（一种蚌），决定要买。周围的俄国人说：“这种东西怎么能吃呀？一定还是梭鱼好。”但是，青年店员以罕见的高兴的口吻说：“唷，还是太太识货！味道可鲜啦。五公斤三千二百日元，去付款处交钱吧。”
我想，这个青年在实践从前的教导“对外国人要亲切”，我怀着感谢的意思去拿货，他不容我说一声谢谢的工夫就放低了声音向我说：“太太，下次来时请带几支圆珠笔来。”我把东西接过来，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就跑出来了。
开始时，我对什么都有气，但是渐渐地自己也神经麻痹了，我想通了：决没有不要代价的亲切。总之，不管到什么地方去，都要留心不要让车里忘了带伏特加酒、外国烟、圆珠笔和巧克力糖。我家没有伏特加酒的嗜好者，但是经常大瓶小瓶的准备着，以便随时都拿得出来。这已成了习惯。互相帮忙
小费：日本出版的旅行指南大体都写着：“在莫斯科，原则上是不要小费的。”但是实际上，应该改写为“原则上是要给小费的”。我想，这样写对以后访苏的人不是很亲切吗？
坐出租汽车，除非你拉破面子硬要司机找钱，否则司机是不找零钱的。
餐厅也要给服务员十分之一的小费，这已经成了一种定规。苏联的饭店、餐厅、剧场、博物馆，楼下一定设有规模庞大的存衣处。服务员穿制服，留着使人回忆起帝俄时代的胡须，满脸堆着笑，给来客穿大衣；在这里，习惯上也要给小费。
这种小费一传到和服务无关的一般商店，就会和所谓商品的黑市交易联系起来了。在贫乏的消费物资下生活的苏联市民，重视互相帮忙的知己关系。其中，最有力量的是同商店经理的关系。只要你同商店经理在各方面都关系亲密，那么，好货（特别是进口货，而且是西方产品）来到店里，他立即就会打电话通知你。顾客一定要在可能的范围内经常使用给商店经理送礼的办法。
市民似乎过着黑市生活。想起我们在战后的混乱时期，不也是谁都和黑市物资搞得很熟吗？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人民群众是没有罪过的，而不能不同情他们。
小偷：在莫斯科，虽然带手枪的强盗是罕见的，但是，只要没有人看见，就把别人的东西顺手拿走，这种人却多得使人恼火。因此家里的人出去一会儿，也必须一一加锁。丢了东西，如果是钱，那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孩子的一只不值钱的皮球丢了，也绝对找不回来。在莫斯科，专营钥匙和锁的店铺什么时候都是顾客满堂。在马路上走的时候如果注意看，就可以看到，学校的门也好，住户的门也好，商店的窗也好，家家户户都上着拳头一般大的挂锁。
有一位日本妇女刚刚来到莫斯科，眼看冬天就要到了，想要买齐大衣和帽子等必要的防寒用品，把所有的现款（连同宝贵的美元一起）都装在经过一番整理的手提包里，乘上拥挤的公共汽车，结果，现款完全被掏走了。她眼看着那个掏了钱逃跑的人的背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懊丧得不得了。
大人的这种世界当然不会不影响到儿童。我们经常遇到年纪十五、六岁的少年四、五个人结成一伙，死乞百赖地向人讨东西。这种情况和日本战败后，流浪儿童向美国兵乞讨钞票的光景一模一样。这种少年集团出没于莫斯科的任何地方。他们只要看见外国人，就赶快凑近来，用怪声怪调的英语反来复去地说：“给我口香糖，圆珠笔。”
即使不上街去，也经常可以从公寓的窗口看到这种场面。
我参观了莫斯科郊区的高尔克村的纪念馆，这里有一座令人心旷神怡的森林，道路修得整整齐齐，扫得干干净净。前面的一个小山坡上有一片玉米地。我们是八月底去访问的，那时玉米已经成熟了。
我吃惊的是，到这里来参观的一些市民们顺路走进玉米地，掰下玉米塞进衣服口袋，然后走到下边的河边离去了。我走近玉米地仔细一看，靠近道路的地方，玉米已经糟踏得不象样子。
去红场列宁墓的道路两边的枫树下的杂草上扔着电车票和糖果纸。有的苏联人看了这种情形，也说真不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