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自乌兰巴托报道：《在苏联摆布下，蒙古为拯救自身而斗争》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六月二十四日刊登了《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约翰·伯恩斯发自乌兰巴托的一篇报道，题为《在苏联摆布下，蒙古为拯救自身而斗争》，摘要如下：
一个访问蒙古的人在边境上听到的第一个字就是用俄语呼喊的“证件！”
在首都乌兰巴托，穿着鼠灰色大衣的苏联兵在大街上闲逛。市内最高的建筑物是苏联大使馆，它高于其他一切物体。俄国的产品，从伏尔加牌汽车到俄式卷烟在当地比比皆是。
乍一看，蒙古象是苏联的一个殖民地。但是，仅仅在这个国家呆了四天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旅游者，而不是作为一个记者度过了这四天之后），就得出了更公正的判断：看来蒙古是夹在欧亚大陆两大巨人——俄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个易受损害的小国，它想方设法苦心经营，以求生存。
当然，蒙古带有殖民地的种种标记。
蒙古人口很少，只有一百二十五万，百分之九十是蒙古族。蒙古利用它的同种文化，保留了它的语言、服装、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且，由于蒙古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口仍然从事畜牧业，因此甚至保留了经济活动的传统格局。
这里的外交官们讲了不少轶事，说明蒙古为拯救其灵魂而斗争的小办法。
特别有味的一件事是描述俄国大使的夫人最近从莫斯科抵达乌兰巴托机场，从飞机上下来，监视人们把她的行李搬进等候着的一辆轿车，然后命令开车，这时一位蒙古检查员要求看她的证件，汽车只好停下来。
当这个故事传到一个蒙古人那里，他会心地笑笑，但是没有说什么。
凡是打听俄国在这个国家的存在时——不管这种打听是多么天真无害——情形也是一样。对一个普通的蒙古人来说，这里有俄国人，这就够了，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对此谈得越少越好。
蒙古作为邻接中国北方边境的一大片重要土地，已成为对俄国人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边防地带。整个六十年代，尤其是自一九六九年中苏边境冲突以来，已花费了数十亿卢布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综合体。
详细情况很难了解到，但是访问者可以目睹在乌兰巴托和中国边境之间的铁路沿线有喷气式战斗机的基地。
往地图上一瞥，可以看到蒙古插入中国北方的范围是多么地深，距北京的最近距离不到三百五十英里。
俄国人在古巴表现出他们毫不犹豫地在外国土地上设置核导弹，因此，猜想俄国人在蒙古也这么干，看来是有道理的。
蒙古领土上的苏联兵的数字是另一个未知数，但是驻乌兰巴托的外交官们说，比较现实的估计是五万人，包括负责建筑各种设施的一个大建筑部队，这些设施在必要时可以容纳大得多的兵力。
外交官们在蒙古各地所见的演习表明，实际上，苏联的战略是以迅速调动西伯利亚的驻军为基础的。
苏联在军事方面的大量投资一直是与经济援助的增加相称的。没有公布这方面的数字，但是外交官们估计，目前五年计划的多达百分之八十的资金——数额达数十亿美元——是由莫斯科负责提供的。
如果这样的估计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就使蒙古成为苏联付出的代价最大的盟国之一，堪与古巴媲美。
多年来，蒙古经济发展的重点是畜牧业和与畜牧业有关的工业，其次才是农业。
现在，由于把基本经济部门置于健全的基础之上，投资的优先权正在转到资源工业的开发方面，这种开发还仅仅触及到蒙古丰富的钨、钼、金、铜矿床的表层。还强调了发展动力，开设了新的油田和煤矿，建造了大规模的发电厂。
虽然工业化的进程一直是缓慢的，但是这已足以使人们对乌兰巴托和离乌兰巴托西北一百五十英里的新兴工业城市达尔汗的污染感到某种不安。
外交官们赞扬俄国人的援助计划，这个计划即使不是无私的，至少也是对他们自己以及对蒙古人都有利。
就现在来说，使蒙古经济依靠自己的目标仍然是一件遥远的事。虽然俄国投资很大，这个国家仍然没有自己的消肖费品工业，必须依靠进口，包括从牙膏到鞋拔的一切东西。
这些东西是通过它同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获得的，苏联集团占蒙古对外贸易额的百分之九十八。
很难辨明，就生活水平而言，俄国所有这些援助意味着什么。蒙古人自称每年平均收入为一千八百美元，约等于中国产业工人平均工资的六倍。但是，两国的生活费用是如此的不同，以致这种对比是毫无意义的。
例如，四口人的蒙古家庭每月在吃的方面可能要花多达一百五十美元；在中国，平均约为二十美元。此外，中国的消费品的质量和价格比在乌兰巴托所能买到的俄国产品要优越得多。举儿童冬大衣为例：在乌兰巴托，一件俄国制的、最廉价的大衣售价约为二十美元；在北京，一件中国的，做得讲究得多的上衣售价不到十五美元。
蒙古官员骄傲地提到私人电视机和小汽车的数量，但是观察一下就可看出，这种奢侈品（黑白电视机每台五百美元，中等大小的俄国轿车每辆八千多美元）大部分是供特权官僚阶级使用的。
耸立在乌兰巴托周围的、集中供暖的寓所同样也是如此；绝大部分蒙古人，包括乌兰巴托的二十八万居民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蒙古人，依然居住在传统的蒙古包里，在冬季用牛粪取暖。
访问者无论走到那里，都会发现自己被监视和钉梢，并且将会习以为常地被拒绝进入各种明显公开的机关，例如公共图书馆。他最好是设想，他的旅馆房间被窃听，他的电话被偷听；如果他有在苏联呆过的任何经验的话，他会避免可能受牵连的任何活动。
除了这一切以外，对俄国这种影响所能提出的最强烈的指责之一，就是蒙古文化的衰退。
有一次我们被领到国家剧院去观看由一批显然是自觉的蒙古人表演的几乎是无精打彩的、演技更差的蒙古歌舞晚会，正如我们当时所获悉的那样，在电影、电视、戏剧和芭蕾舞中，俄国的影响是至高无上的，而想证明与此相反的情况的努力则几乎是可悲的。
在这种情况下，看来相称的是，当独唱家们演唱传统的民歌时，为他们伴奏的钢琴家却是一位俄国人，吃力地按照乐谱追逐旋律。钢琴家不熟悉他的材料，没有给演出者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