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四）

赫鲁晓夫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事物的意识形态方面，必须彻底揭露个人崇拜，披露三十年代及其他阶段的罪恶真相。然而，可惜的是这种披露只是闪烁其辞，并非淋漓尽至。
赫鲁晓夫上台伊始，就被个人责任问题绊住了脚，因为党内不少人都清楚他本人在乌克兰和莫斯科党组织迫害干部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不讲出自己的真相，也就无法讲出其他人的全部真相。因此关于各种领导人物对所犯罪行的责任的通报便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和模棱两可的性质，至于斯大林本人的责任就更不用说了。这种通报往往以政治“行情”而定。譬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揭露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三十年代迫害干部的罪行时，就没有提到后来成为他的可靠盟友的米高扬。每谈及三十年代，赫鲁晓夫总是设法避开合作化时期，因为他本人也被搅混在这一过火行动中。
赫鲁晓夫试图使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采取一致的态度。遵照他的指示，在二十二大上发言的每一个领导人都必须对这一原则问题表态。但是许多曾经声嘶力竭地大反个人崇拜的入会后又轻易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实际上恢复了原来的观点。
在起草党章过程中，关于保证杜绝任何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占有主要地位。我有幸参加此项工作，至今仍然记得，呈送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关于由无产阶级专政向全民国家过渡的报告起草过程，这在当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就是三十年代进行迫害活动的根据。报告由Ｏ·Ｂ·库希年呈送的，它在许多领导人中间引起轩然大波。我当时坐在库希年的办公室里，一位领导人在电话里吼叫：“您怎么敢蓄意践踏神圣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多亏赫鲁晓夫的有力支持，这一思想才被写进党纲。
说到过去，有一条实际的结论与更坚决执行干部更迭原则同样不无联系。这个问题引起的争论最大。
直接来自第一把手的干部轮换思想已几经改变。为确保这一思想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提出不下１０个方案。
赫鲁晓夫希望起码能建立某些保障，以防止一人大权独揽以及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老化。关于基层组织问题，没有引起特别的争论，可是在上面在轮换问题上却出现了根本的意见分歧。在这点上，尽管他德高望重，顽强而又执着，却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