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星期日电讯报》文章：《克里姆林宫之王为何西行》

说勃列日涅夫的西方政策是在“担忧和失败的刺激下制定出来的”。他担忧的是同中国有一条四千英里长的边界，因此必须重组联盟以保障西翼的安全。同时，经济的失败使得苏联选择了缓和政策
【本刊讯】英《星期日电讯报》五月十三日刊登该报记者约翰·米勒的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之王为何西行》，全文如下：
俄国人本周将大举展开另一次“和平攻势”，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先生，这位已成为克里姆林宫相等人物当中的头号人物的共产党首脑，本周将去波恩试图与勃兰特建立良好的友谊关系。
在赫尔辛基，陷入欧洲安全会议的三十四国的外交部长在下个月将认真讨论七十年代欧洲东西方关系的基础和范围的问题。
在数周之内，如果水门事件不妨碍的话，勃列日涅夫将抵达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华盛顿，正式确认共产党“麦加”所掀起的与美国和欧洲和解的特别运动。
在勃列日涅夫先生的“西方政策”之前，克里姆林宫中进行了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是关于在不“‘污染”苏联社会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弥补科学技术落后状态的这个长远收效而同西方进行的缓和究竟可以走多远。
勃列日涅夫先生的“西方政策”是在担忧和失败的刺激下制定出来的。所以担忧，是由于勃列日涅夫先生认识到，同中国有一条四千英里长的边界，必须保卫这条边界，使它不致遭受好斗的毛主义的实际威胁。因此，必须重新组织联盟来保障俄国西翼的安全。
但是过去几年经济的失败，特别是农业的失败，同样是些很有力的理由，使得苏联选择缓和而不是选择“加强国际阶级斗争”（一种在各条战线上无休止地施加外交和政治的压力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术语）的高调演说，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不仅仅欧洲的一吨吨黄油以及无数蒲式耳美国粮食，而且西方的技术和农业耕作技巧，也成了俄国继续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西。多年来对投资的忽视，永久掌权的官僚主义以及极坏的气候条件造成的灾难性收成，都很清楚地说明了，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的自给自足是一枕黄粱美梦。
从某些方面来说，不管勃列日涅夫先生愿意不愿意，他一直在走向赫鲁晓夫先生一九六四年使尽了精力时所面临的同样的形势。
勃列日涅夫先生率领着把赫鲁晓夫先生赶下台的一帮人，并且花了三年时间在克里姆林宫中称了王。他做到了这一点，而没有表现出赫鲁晓夫那样的讲派头，斯大林的不道德以及列宁的洞察力。
但是使勃列日涅夫起家的东西是他作为一个小心谨慎的共产党实干家的记录。他懂得在事情要出毛病以前便调动职务的诀窍，或者是有这样的好运气。在事关重大的那些年头里，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也是相处很亲密的。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联政府传统的新年舞会上，在可以看出一些情况的凌晨，我曾注意观察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时八十二岁、现已去世的伏罗希洛夫元帅成了舞会的笑柄。赫鲁晓夫先生哇里哇喇地说：“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请跳舞吧！”在醉酒后的一片酣笑声中，伏罗希洛夫元帅象一只疲倦的、受了伤的熊一样不得不跳。勃列日涅夫站在人群旁，观看着舞会，不过神志清醒，面无笑容。他的浓眉遮着眼睛，他在精明地算计着。
当赫鲁晓夫先生倒台时，勃列日涅夫就等待着良机，直到一九六六年，他有了足够强大的权势，才把自己的头衔从第一书记改成总书记。
在勃列日涅夫掌权的年代里，建立了一支巨大的、代价高昂的军事力量。国防开支估计高达每年三百亿英镑，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一。
在满足了军界—工业界集团的所谓“金属消耗者”的要求以后，勃列日涅夫便向那些“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们招手，这些支持者是希望给民用方面增加些拨款的较为温和的共产党人。
勃列日涅夫慢慢战胜了经济政策的太上皇柯西金，答应给予俄国消费者多少总要好一点的东西。他现在仍得信守他的诺言。
俄国现在是混乱的。过去熟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复仇主义，现在突然不见了，而只有一度曾是最好的朋友的中国现在成了攻击的对象。
在一个平均年龄为六十九岁的内阁里，勃列日涅夫可能感觉到，他可以逃脱掉对手。但是勃列日涅夫的政策担当着长期的风险。单为这一原因，俄国就要在国内实行更严格的纪律和更严格的思想控制，以便与对外的和解运动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