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局的几点看法》

认为苏修政治局最近人事变动是在“危机时期”进行的，勃列日涅夫的地位虽有加强，但还决不等于实现了“全面统治”，猜测苏修今后还将解除一批人的职务
【本刊讯】英《苏联问题分析家》五月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对政治局的几点看法》，摘要如下：
莫斯科的新政治局具有苏联党历史上一些绝无仅有的特点，也许，最好是把它看作一种举国一致的政府。在传统的做法上，这种政府都是在危机时期建立的，而苏联显然已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另一方面，这种政府的建立在从前已证明是一种应付危机的有效方法。新的委员：葛罗米柯迄今为止，除了极其例外的几次情况以外，政治局这个掌权机构都是完全由职业政治家组成的。但是职业外交部长，例如契切林和李维诺夫，甚至都不曾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维辛斯基最多也只是在短短几个月内曾是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大大扩大了的“大”主席团的一名候补委员。当然，莫洛托夫当过外交部长，但是，他是政治局的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是在已经掌权的情况下担任外交部长职务的。
自从葛罗米柯一九五七年二月担任外交部长以来，就出现了正常的事态进程。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确实有外交方面的代表，只不过这个代表是党内外事部门的主管干部，例如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
在这整个期间，直到现在为止，葛罗米柯表现得只是政府政策的一个忠实执行者。他现在的新职位并不会给他提供上升为最高掌权者的前景；估计他仍将继续是当今头号人物的一名循规蹈矩的支持者。格列奇科格列奇科元帅的任命就更为突出了。职业军人（跟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那样的政治“元帅”相对而言）从来没有达到过政治局一级，唯一的例外是朱可夫元帅，一九五六年二月他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五七年六月成为正式委员。无疑，朱可夫的提升是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激烈党内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是打出军队这张牌来对付他的对手的。
格列奇科元帅进入政治局的情况却不一样。虽然他在战争中的表现不错，但只不过是一批人中间的一个，他最终高升为他的同事的上级，主要是由于这一事实：战后时期他曾任基辅的司令，他本人是乌克兰人（或者叫顿河哥萨克），参加了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的乌克兰领导集团，后来乌克兰领导集团控制了莫斯科。事实上，不能认为格列奇科是象朱可夫那样代表军队的。格列奇科几乎可以看作是代表现领导集团对军队的控制。虽然如此，在苏联的情况下，任何机构的负责人通常都是逐渐地与该机构的利益被视为一体。格列奇科在政治局中的地位将使他在军队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政治局中防务方面的发言人将不再是勃列日涅夫了。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与这类情况完全不同。安德罗波夫象以前秘密警察的头子一样，是一个政治人物。
在贝利亚时期，秘密警察曾经是一股异常强大的独立的势力，它能够超越党的代表人物之上争权夺势。目前的情况不同：例如，安德罗波夫的一些主要部属在政治上不是效忠于他，而是效忠于勃列日涅夫，突出的是他的第一副手茨维贡。
安德罗波夫原先已经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就是说，他在政治局一直是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话的，虽然当时没有表决权。看来无疑的是，他的提升首先是有意张扬地投了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信任票。它表明一个早就平淡无奇的事实：与西方和解的政策将伴随以国内极其严厉的镇压。几点总的看法因此，军队、外交部和秘密警察现在都直接在最高一级有了代表。部分地说，这的确是向党和公众显示，在执行新阶段的对外对内政策方面，苏联掌权和负责的所有各种成分是团结的。
政治局现在有十六名正式委员，比它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庞大，只有一九五二年十月到一九五三年三月那段时期是例外，那时，党的最高机构有二十五个委员。后来发现，在那时，政策事实上是由一个较小的、不那么正式的委员会，即“主席团常委”来决定的。同样地，在赫鲁晓夫时代，虽然政治局委员达到过十四至十五人，但是，很明显，掌握实权的是一个更加非正式的、由五六个人组成的核心内阁。无论如何，通常的经验是，一个委员会超过十一、二人就搞不好。当然，政治局候补委员也可能出席会议和发言，这样，就达二十三人之多了。在某一既定时间内，其中两三人（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党的书记）可能缺席，即使如此，这个机构也显然是臃肿的。在以前，每次扩大之后，趋势都是缩回到正常的十至十一个人。看来，很可能的是，在今后的时期估计将会解除又一批人的职务。（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一个时期以来，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五个人组成的一个集团，在公开场合和其他场合被赋予了不相称的分量和名望。其中的三个人已经在不同的场合表现过对勃列日涅夫的反对。当年斯大林制造出他那个空前庞大的主席团的时候，他的目的（据赫鲁晓夫后来告诉我们）是要淹没那些老的委员。现在，勃列日涅夫也许多多少少怀有某些同类的想法。下台的人：谢列斯特和沃罗诺夫谢列斯特和沃罗诺夫一些时候以来就被列为勃列日涅夫政策的反对者。他们发生意见冲突的主要问题分别是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他们也可能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提出过反对勃列日涅夫的意见。
但是，并没有理由同意西方报刊中广泛提出的如下看法：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勃列日涅夫的和解政策战胜了“强硬路线派”。说到沃罗诺夫，没有证据证明：他是主张在对外政策上持强硬观点；而且他似乎不过是跟着谢列斯特走，谢列斯特的坏名声也使他倒了霉。但是，即使说到谢列斯特，他同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发生争端的中心问题也不是在对外政策方面。苏联非官方宣传人员确实试图利用西方的看法，暗示谢列斯特的下台是标志着，而且仅仅标志着勃列日涅夫的和解政策的胜利。甚至在莫斯科，以及通过像维克多·路易斯这样的当局的重要半官方发言人，也散布这样的说法，说什么谢列斯特个人要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负责。这样编造出来的、而且在西方有些流行的一个故事说，谢列斯特是在勃列日涅夫不在莫斯科的情况下下的命令——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另外一种说法是谢列斯特向政治局谎报情况，说捷克斯洛伐克有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因而骗得政治局采取了行动，这种说法虽不那么异想天开，但也并不是更加可信。
看来，一九六八年谢列斯特的确是最强烈主张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但是，无论如何，入侵的行动是在考虑了确凿的事实以后，在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政治局的多数，而且是决定性的多数的支持之下才采取的。事实上，正是这位总书记本人最粗暴地对待当时被抓起来带到莫斯科来的杜布切克一伙领导人。
人们还摘引谢列斯特讲话中关于在国际缓和的情况下要在意识形态上保持极度警惕的那些话，来证明谢列斯特是一个“强硬路线派”。这样的话，从包括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在内的随便那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可以摘引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谢列斯特对于目前对待西德的语调的变化表示过疑虑，可是别的人也这样表示过。
所有这些都没有多大道理。谢列斯特也可能是政治局中对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抱怀疑态度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但是，他和领导集团之间的主要政治争端，正像我们多次充分地确凿证明的那样，是在于乌克兰的民族问题。
事实上，谢列斯特的下台是由于他在这个方面所持的观点。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与勃列日涅夫相比，他在这个方面采取了镇压性较小的立场。正像他的下台标志着对边缘地区民族加紧镇压一样，沃罗诺夫的下台，从政治上讲，说明了那种企图在某种程度上冲破苏联农业政策的没有成效的正统做法的尝试遭到了否决。我们曾指出过，沃罗诺夫最初被解除农业方面的职权，主要是由于他提倡“非正规的小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农民小组或多或少地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不受什么监督地进行耕作，它标志着第一次企图摆脱斯大林式集体化的严肃的计划。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不应当认为，勃列日涅夫解除了两名反对者职务这一事实就意味着新的安排是完全合他的心意的。远远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是他强行作出了这种安排的。十分清楚，这种新安排是充分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政治局其他主要成员所能接受的一种折衷办法。
的确，沃罗诺夫和谢列斯特早就被解除了有实权的重要职务，他们留在政治局则是反常的做法。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弄掉这两个人，这一事实肯定表明，他们的大部分同事相当不愿意作出那种尽管是合乎逻辑的和显而易见的、但却势必会加强那位总书记地位的变动。这两个已下台的人在重大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面得罪了人。像谢列平那样的另一些人（同样是反对勃列日涅夫的“强硬路线派”），由于没有采取那样越轨的行动，没有成为这种易受攻击的目标，因此他们仍然没有受触动。
因此，勃列日涅夫通过解除了两个长期反对他的政策的人的职务而加强了他的地位。他让外交、警察和军事方面的代表进入政治局，从而增加了领导集团的声望和份量。另一方面，仍然有一些政治局委员在重要的问题上反对过他。只有少数几个人是毕生前程仰赖于他和毫无保留地支持他，如基里连科，谢尔比茨基以及（不太肯定地说）库拉科夫和库纳耶夫。
另一方面，苏联的权力斗争的历史表明，被提升到政治局的人能够以那种同当初的提拔者的希望绝然相反的方式否定政策和领导人。
虽然勃列日涅夫的地位是强有力的，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有取得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的权势，更不用说斯大林当政时期的权势了。勃列日涅夫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通过说服和玩弄手腕的办法进行领导。新的政治局使他摆脱了两名特别难以对付的同事。但是，它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他的领导地位上的主要问题。
眼下，决不意味着勃列日涅夫的全面统治。眼下，虽然他的政策总的来说得到了认可，但是他的问题正在积累，而他的同事们基本上仍然是他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