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世界报》谈越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文章：《“全面外交”的时代》

说越战结束为整个国际关系开创了新时代，标志着战后时期的结束；现在的世界比过去更加和平，但仍要本着全面战争产生的那种精神进行全面外交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三月三十一日以《“全面外交”的时代》为题发表米歇尔·塔蒂的文章，摘要如下：
巴黎协定不仅为越南开创了新时代，而且也为整个国际关系开创了新时代。
实际上，这场战争从下面两方面看来，都是时代的错误：由于它变成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武装对抗，它就同大部分主要国家的意愿相反，反而使将近十年前结束的冷战的幽灵复活了。它每天都向美国人证明了过分教条主义地执行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宣布的遏制主义的不幸后果。不幸的是现在还不可能断言世界上将不再发生战争，但是，至少可以说美国不再会象干涉越南那样进行干涉了。因此，从许多方面看来，华盛顿直接介入印度支那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时期——人们无疑将称之为“战后时期”
——的结束。这一点将产生好几个后果，甚至某些后果将在短期内产生。
一、在美国，人们应该看到、而且已经看到尼克松总统的地位得到了新的巩固。去年十一月总统选举的胜利，他的北京和莫斯科之行，已经证明人们是可以既不大“受爱戴”、又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是可以既被看作冷战的忠实支持者、又能同宿敌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的。
二、同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已失去了过去若干年所特有的那种暖昧状态。一年前人们还可能怀疑——基辛格本人也承认此点——苏联领导人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苏美公报中所作的保证是否真诚。当时它保证要在国际危机中采取“克制”态度，在受到莫斯科强烈鼓动的印—巴战争和苏联对河内的军事供应升级之后，怀疑是有理由的。今天，苏联领导人在越南战争最后阶段的态度，他们在他们的顾问被埃及赶走之后采取的克制态度，以及他们在各方面加强同华盛顿的协商，都证明信守了这个保证。
确实，关于苏联的长远目标问题一直有争论。一些人注意到苏联加强了军事力量，从而得出结论说，同美国的敌对仍是克里姆林宫战略的中心，尽管经济困难使它不得不有时把这种敌对搁置起来。相反，另一些人，如东西方经济关系大“老板”萨米埃尔·皮萨尔认为，这些困难是一个基本事实，它导致莫斯科的整个战略转向一般说来是同西方、具体说来是同美国进行合作。
根据某些证据，苏联人目前在粮食供应方面正在经历很大困难，以致他们要求加速进口美国的小麦。
只要人们得不到关于苏联经济困难的确切的结果，人们就很难在这两种观点之间作出断言。然而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方面，苏联领导人的表现，好象是合作的需要压倒了其它考虑；这是可能改变的，然而今天的情况是这样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一帝国主义旧的对抗无论在北京还是在莫斯科都明显地让位于使共产党世界分裂了十多年、而且愈来愈成为当前主要冲突的那种对抗。
人们已经知道，毛泽东的中国数年来就已把苏联当作它的主要敌人，这便导致它逐渐接近美国。有意义的是，这一选择在苏联领导人中引起了类似的变化。因为，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愈来愈感到激怒，中国人倾向于把他们对苏联的敌对变成他们所有政治选择的唯一标准。
不管怎样，以基辛格的访问和“联络处”的建立为其标志的中美关系的重新热化，已促使勃列日涅夫通过接近美国，特别是通过他六月份访美的计划而重新投入对话的游戏。人们在一九七一年、在中美第一次接近之后曾看到类似的反应。
自十九世纪以来，和平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息。在一场冲突结束后二十、三十或四十年，另一场旨在破坏前一次冲突的结局、并建立下一代要能“忍受”的新革命形势的冲突又暴发了。很幸运，今天原子武器使这种武器的拥有者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因而，美国从越南撤退标志着正式结束的这一战后新时期达到了一个完全未探测过的境界。
即使这个世界宣布它已比过去的世界更加和平了，可是它仍然是一个本着“全面战争”产生的那种精神进行“全面外交”的“冷酷魔鬼”的世界。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应尽量使防务适应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