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撰文指出：美应在互利基础上确立对华战略

【美国《外交》杂志１１—１２月一期文章】题：一项新的对华战略（作者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瑟诺和商业管理学教授利伯索尔）
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挑战之一是设法把中国纳入亚洲和全球政治体系。美国必须彻底考虑什么样的中国在东亚的和平、稳定和开放的经济发展中最符合它的长期利益，然后制定一项促进这些目标得以实现的战略。
美国的一些人要求美国为采取一项遏制政策奠定基础。但是一项遏制战略将是一个严重的政策上的失败。它将会分裂亚洲，增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影响这个地区的繁荣、安全及和平的前景。它将是一项代价高昂的战略。因此，克林顿政府减少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感情色彩，采取一项把重点放在建立一种互利关系的必要基础上的战略态度，并且加强公众和国会对实施这样一项战略的支持，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中美关系中的难题大部分来自华盛顿内部的发展势头。１９８９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使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产生偏见，并使对华政策成为美国许多集团的政治工具。克林顿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和政府机关制定对华政策的政治考虑是造成美中紧张关系的原因。政府奉行它认为是友好和建设性的对华政策，它称之为“全面接触”。这种政策认识到中国的力量日益增强并谋求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社会，条件是北京遵守国际舞台上现在通行的准则。美国政府愿意同中国开展全面接触以促使北京接受这些准则。
虽然克林顿政府于１９９４年制定了这些目标，但是从未提出为达到这些目标应当优先做哪些事情。结果是各个政府机构奉行它自己的对华政策，互相之间几乎没有协调。
由于未能确定先后缓急，结果使本来应当是友好的方针两年来在两国关系的每个重要领域——贸易、军事和人权——变成扬言实行制裁或真正实行制裁。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都没有支持美国发出的威胁，这就使华盛顿声称它是按照公认的国际准则行事的说法显得极为空洞无力。
总统的表现使问题更加复杂。克林顿对对华政策没有坚定信心，白宫没有对执行美国对外政策的官员规定应遵守的纪律。总统本人往往在国会的压力下，在中国问题上公开摇摆或来个１８０度大转弯，这使他的声誉大大下降，同时也使他所采取的某些最重要的行动受到很大损害。
美国必须改进其双边和多边方针，以便同中国建立较稳定的关系。在双边关系方面，美国应该采取使对华外交关系朝着情绪不那么激动的方向发展的立场。不管中国的制度产生什么领导人，美国必须尊敬地对待他们，不那么把中国的内政问题作为美国双边外交重点的一个对象。如果遵循这个方针，美国就很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同中国讨论贸易、安全和其他领域中的双边问题。
美国方面的头等大事应该是对中国制定一项明确地建立在这些指导原则基础上的长远具体战略。总统必须能够向国会和公众解释这项战略，然后协调一致地、有纪律地和始终一贯地执行这项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