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部见到的苏联》（九）

三、东部的景象与西部的景象——在苏联旅行对旅行的限制
在我的莫斯科生活行将结束的一九七○年六月底到八月中旬，我在苏联国内作了广泛的旅行，准备写通讯。
旅行手续办好的时候，我请新闻社在采访方面给予协助。因为要在莫斯科以外地区进行记者工作，这种协助是不可缺少的。这里也是首先写信，说明这次采访旅行的宗旨，要求一位记者和我同行，并请安排在前往访问的地方的采访。两三天以后，他们决定给我协助，我就去新闻社总社拜访。曾经是日本科员，做过驻东京特派记者的Ⅰ先生把我的信放在桌上，笑着说：
“木村先生，这种说法不行呀。”Ⅰ先生指着的地方是写着“报道苏联人民的喜悦和悲伤……”。
“苏联的人民没有悲伤。”
“？……”
“哦，我是看了‘悲伤’这个词，作了上述说明的……”
我输了一筹。的确，社会主义苏联的人民按理是不会有悲伤的。这里应该写“喜悦和喜悦……”。我为自己对苏联的理解之肤浅而感到羞耻。
以后去访问亚洲局长Ｐ先生。我想在这里也会在“喜悦和悲伤”这句话上受到批判吧。但是Ｐ先生对于这次通讯报道旅行只谈了“请客观地写”的希望。我也完全同意，所以向他保证说：“好的，我客观地写。”革命家
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西方九十公里静静的山谷里，茂密的白杨树掩映着一座小城市——哥里。这是斯大林的故乡。
城市中心的市政府前面的广场，现在也还称为斯大林广场。广场中央耸立着穿军装的斯大林大铜像。我举起照相机要照，当时路过这里的公共汽车司机打开车窗不停地挥着手说：“照吧，照吧！”他的表情好象是在说：“好呀，好呀！”
铜像的台座上没有刻着姓名。我问向导、一位格鲁吉亚姑娘丽莉亚这是为什么，她回答说：“没有必要刻嘛。难道有哪一个格鲁吉亚人不知道斯大林吗？！”
一度遍布苏联全国的斯大林像，在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强烈指责个人迷信之后，象退潮一般销声匿迹了。甚至在第比利斯，耸立在市背后达维德山顶上鸟瞰全市的斯大林像都被拉倒了。但是，唯独哥里的铜像却顶住了十年赫鲁晓夫时代中对斯大林再三再四的批判。因为哥里的民众在全体格鲁吉亚人的精神支持下，断然拒绝拆掉家乡的革命家的铜像。
在哥里旧市区边缘附近有一所石造的二层楼房，建有高塔，这是斯大林博物馆。展出了叙述斯大林一生七十三年的图画、照片、雕刻和文件等大量资料。
斯大林是农奴出身的鞋匠的独生子。他的母亲是一位自信心很强的妇女。斯大林按照她的希望进了哥里的神学校（六年制），似乎是一位很出色的秀才。我看到他毕业时的成绩册上，十三门功课中，除希腊语和算术是４分外，其余门门是５分。据向导说，斯大林的声音特别美，好象是神学校歌咏队的明星，唱得很好。另外，歌唱家乡清爽的黎明的、用格鲁吉亚文写的诗《晨》，自革命前就一直被小学教科书所采用，现在仍然受到格鲁吉亚儿童的喜爱。
离开神学校后，斯大林去第比利斯，进一所寄宿制的教会附属学校，又学习了五年。这十一年的学习是斯大林所受到的全部学校教育。
陈列的图画和雕刻反映出开始投身革命运动时的斯大林是一位漂亮的青年，瘦瘦的身材很是匀称，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蓄着薄薄的颚须。我听到有人轻轻地说：“长得象个艺术家呵。”他从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成为总书记、总理，在战争期间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逐渐地增加了威严的色彩，战争结束后拍摄的穿大元帅服的照片使我感到他疲劳和老了。
展览的最后一间房里，出乎意料地有轮廓很小的斯大林面型，陈列着葬礼那天在街道哭泣的苏联市民、人海淹没了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的追悼会的照片。五三年三月六日，报道斯大林去世的《真理报》的消息是这样结尾的：“斯大林的不朽名字将永远活在苏联人民和一切进步人们的心中。”
博物馆的前院里有斯大林的故居，它在巨大的大理石的覆盖下。这是一座砖砌木造的低矮的平房。有两间小小的房间。据说迎面左侧那间不到八张席子大的房间是斯大林一家租住的。我看了这间房里的陈设，不禁为它的简陋而吃惊。不妨说什么也没有。窗下放着一张木床，壁架上搁着一具水壶和一面镜子，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灯，这就是全部陈设。我身边一位俄罗斯妇女十分感慨地说：“想不到那样一位天才住的竟是这样的房子！”（九）